《革命与征服中的阿拉伯人：1516年至今》
这本书可能是我近年来阅读耗时最长的书，从去年底到现在，陆陆续续读了4个多月。书中人物名字冗长，历史事件纷杂，再加上对列强殖民的情绪，看起来确实不轻松。但是对穆斯林社会的认识，会让我的思维和观念时常受到强烈冲击，这是看书能得到的最宝贵的财富之一。
历史是理解世界任何地方的必要起点，中东作为当今世界动乱最多，冲突最激烈，势力最复杂的地区，伊斯兰文明也是中华文明、西方文明以外当今最为重要文明之一，了解其背后的历史和原因，我认为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在中东这500年的历史中，有很多我们作为局外人无法理解的地方，也有很多与中国2000多年来极其相似的历史，会愤怒列强的霸道，会愤怒宗教的暴力，会同情平民的悲惨。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看，阿拉伯人想要重现历史的辉煌，还有着漫漫长路。
以下是全书的简要内容
序言
哈姆迪是小城西迪布济德的市政巡视员，她被指控侮辱了一名街头小贩，后者的自焚在突尼斯激起全国范围的示威游行，并最终引发北非和中东地区的一系列群众性运动，统称“阿拉伯之春”。
她释放后，回到西迪布济德，继续供职于市政部门，但她不再巡视市场。她换下制服和贝雷帽，换上平民服装，包上伊斯兰头巾。她的新装束体现了一个从军事威权主义转向伊斯兰民主实验的阿拉伯世界。
对于他们的历史，特别是伊斯兰教产生后5个世纪，也即公元7—12世纪的历史，阿拉伯人极为自豪。这是伊斯兰帝国的黄金时代，基于大马士革、巴格达、开罗和科尔多瓦的诸帝国主导了世界事务。可以说，在伊斯兰兴起之初的几个世纪，阿拉伯人被界定为一个在阿拉伯半岛各部落之间共享一种语言（阿拉伯语）的民族，其中大多数人共同信仰逊尼派伊斯兰教。
11世纪末起，外来入侵者糟蹋了伊斯兰的土地。1099年，在血腥围困之后，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开启了十字军王国长达两个世纪的外族统治。1258年，蒙古人洗劫阿拔斯哈里发的首都巴格达，当地居民的鲜血染红了底格里斯河。1492年，天主教收复失地运动（Catholic Reconquista）逐走了伊比利亚半岛最后的穆斯林。
1453年，征服者穆罕默德（Mehmed the Conqueror）占领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将该城更名为伊斯坦布尔，自此开始从那里统治他们日益壮大的奥斯曼帝国。过去的5个世纪内，奥斯曼人统治了阿拉伯人4个世纪。
征服后的第一个世纪，奥斯曼人的统治并不太苛刻：阿拉伯人必须承认素丹的权威，遵守他的法律和真主的法律（sharia, “沙里亚”，即伊斯兰法）。
到19世纪，奥斯曼人开启了一个重大改革阶段，旨在平息帝国内部的挑战，遏制欧洲邻国的威胁。
1918年一战后奥斯曼帝国覆灭，对许多阿拉伯世界的人来说，这是开启独立与民族荣耀新纪元的分水岭。
英、法利用1919年的巴黎和会将现代国家体系施于阿拉伯世界，除了阿拉伯半岛中南部，所有阿拉伯地区都陷入了某种殖民统治。
莫斯科和华盛顿为争夺全球统治权而进行激烈竞争。美国和苏联都试图将阿拉伯世界纳入他们各自的势力范围，中东由此成为超级大国对抗的几个竞技场之一。
美国主导的单边主义时代的规则，被证明是自现代以来对阿拉伯世界最为不利的。没有其他强国来限制美国的权力，阿拉伯各国政府发现他们正面临切切实实的入侵和政权更迭的威胁。
1789年法国大革命，一个新的政治秩序产生了：法律限制了统治者的权力，臣民获得了具有更高法律地位的公民地位。
阿拉伯世界在过去5个世纪所经历的种种，与全球其他人所经历的相同。民族主义、帝国主义、革命、工业化、城乡移民、为妇女权益而斗争，所有这些人类现代历史的宏大主题都在阿拉伯世界得到呈现。
第一章，从开罗到伊斯坦布尔
自1250年建立王朝以来，马木鲁克人一直统治着这个当时最古老、最强盛的伊斯兰国家。这个以开罗为首都的帝国，覆盖了埃及、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
奥斯曼帝国源自13世纪同基督教拜占庭帝国进行“圣战”的一个突厥穆斯林小王国，地处安纳托利亚（现代土耳其的亚洲领土）。14—15世纪，奥斯曼人兼并了其他突厥王国，征服了拜占庭帝国在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的领土。1453年，奥斯曼帝国第七任素丹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Ⅱ）成功攻占君士坦丁堡，完成对拜占庭帝国的征服，这是之前所有穆斯林政权都未曾做到过的。在此之后，穆罕默德二世将以“征服者”闻名于世。君士坦丁堡更名为伊斯坦布尔，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
随着马木鲁克王朝的覆灭，塞利姆完成了对马木鲁克帝国的征服，并将他们所有的财富、土地和荣耀都转到了他自己的王朝。在将叙利亚、埃及和阿拉伯半岛的希贾兹省纳入奥斯曼帝国之后，他现在可以荣归伊斯坦布尔了。希贾兹作为伊斯兰教的诞生地，意义非凡。穆斯林相信，正是在这里，在麦加城，真主第一次向先知穆罕默德降示《古兰经》，而正是在临近的麦地那，先知建立了第一个穆斯林社团。
奥斯曼人征服马木鲁克帝国是阿拉伯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马木鲁克剑士和奥斯曼枪手之间致命的兵器冲突标志着阿拉伯世界中世纪的结束和现代的开始。奥斯曼人的征服还意味着，自伊斯兰教兴起以来，阿拉伯世界第一次被一个非阿拉伯国家的首都统治。公元661—750年间，伍麦叶王朝，伊斯兰教的第一个王朝，在大马士革统治着他们快速扩张的帝国。750—1258年，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在巴格达统治着当时最伟大的穆斯林帝国。建于969年的开罗，在1250年马木鲁克王朝兴起之前，曾是至少四个王朝的首都。从1517年起，阿拉伯人将通过外国首都制定的规则来商议他们的国际地位，这一政治现实将被证明是现代阿拉伯历史的一个决定性特征。
若阿拉伯人有更为宽泛的身份认同，则更有可能基于宗教而不是种族。大多数阿拉伯人是逊尼派穆斯林，对他们来说，奥斯曼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统治者。对当时的人们而言，行政中心从阿拉伯世界迁至横跨欧洲和亚洲大陆的伊斯坦布尔，似乎并不成问题。
（穆斯林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逊尼派，第二多的是什叶派，只有伊朗是以什叶派为主的穆斯林国家。两派的主要区别是对于穆罕默德合法继承人的认定不同，什叶派认为只有阿里是合法继承人，逊尼派则认为四大哈里发以及后续王朝的哈里发都是合法继承人。
在征服马木鲁克帝国后的头几年里，奥斯曼人基本上保全了前朝的机构，让马木鲁克埃米尔（或称“长官”）掌管。他们以阿勒颇、大马士革和开罗三大城市为中心，将前马木鲁克的领土划分为三个行省。
16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地方统治是一种封建主义形式，中央政府将土地授予军事指挥官们。获得该职位的人负责监督司法的运转，并从他的土地上征税。他用他的土地收益供养一定数量的骑兵，并向中央财政缴纳一笔固定数额的税款。与欧洲的封建主义不同，奥斯曼制度不是世袭的，因此没有产生一个与素丹的权力相抗衡的贵族阶层。这一制度非常适合迅速扩张的帝国，因为开疆拓土的速度超过了国家培养训练有素的官员来管理领土的能力。
然而，在当时，这是在一个流动性相当有限的社会中向上流动的唯一手段。通过男孩征募，农民的儿子可以成为将军或大维齐尔。事实上，奥斯曼军队和政府的精英队伍基本上只在征募的男孩中选录。大多数阿拉伯人是自由出生的穆斯林，他们被排除在这种征募之外，这意味着他们在奥斯曼帝国早期的权力精英中的代表性严重不足。
司法是除总督和军队之外，奥斯曼统治体系的第三个要素。
苏莱曼二世被证明是奥斯曼帝国最成功的统治者之一。在长达46年（1520—1566）的统治期间，他完成了他父亲开启的对阿拉伯世界的征服。1533—1538年，他从波斯萨法维帝国手中夺取了巴格达和巴士拉。那里的逊尼派民众遭受了什叶派萨法维人的多年迫害，他们视奥斯曼军队为解放者。对伊拉克的征服在战略和意识形态上都有重要意义。苏莱曼二世巩固了他的帝国，将古老的阿拉伯首都巴格达纳入麾下，并阻止了什叶派教义向逊尼派地区的扩张。
16世纪30—40年代，苏莱曼二世的部队从埃及向南推进，占领了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也门地区。1525—1574年，在西地中海地区，苏莱曼将利比亚、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等北非沿海地区以朝贡附属国的形式纳入奥斯曼帝国势力范围。到16世纪末，除了一直处于奥斯曼帝国势力范围之外的阿拉伯半岛中部和摩洛哥素丹国，阿拉伯世界的其余地区都在帝国某种形式的控制之下。
海伊尔丁（Khayr al-Din）也是如此。他是奥斯曼历史上最伟大的海军上将之一，因红胡子而被同时代的欧洲人称为“巴巴罗萨”（Barbarossa）。
16世纪初，西地中海是基督教和穆斯林军队之间激烈冲突的战场。1492年，格拉纳达沦陷，西班牙完成对伊比利亚半岛的征服，结束了穆斯林对西班牙近8个世纪的统治（711—1492）。
西班牙的君主，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Isabella of Castile）和阿拉贡的费迪南德（Ferdinand of Aragon），无情地将“圣战”推向地中海对岸、摩里斯科人藏身的各穆斯林王国。从摩洛哥到利比亚，他们沿着北非海岸线建立了一系列堡垒殖民地，或称“要塞”，并迫使内陆城镇的地方首领向西班牙纳贡。其中两处殖民地，摩洛哥海岸线上的休达和梅利利亚至今仍是西班牙的属地。
奥斯曼帝国和西班牙在西地中海的争夺结束后很久，奥斯曼中央政府依然非常满意阿尔及尔的德伊们代其统治北非沿海地区。巴巴里海盗控制的沿海地区因距离伊斯坦布尔太远而无法被直接管理，也因人口稀少而无法负担更为复杂的治理体系的开销，因此，该地区成为奥斯曼人选择与当地精英合作统治的阿拉伯行省中的典型。这使得奥斯曼帝国能够在帝国国库几无损失的情况下，对具有战略价值的穆斯林地区宣示主权，并获得少量收入。
1629年，奥斯曼人和波斯人之间的战争结束，伊斯坦布尔再次将注意力转向黎巴嫩山叛逆的德鲁兹王，此时他已将他控制下的疆域向东延伸入叙利亚沙漠，向北延伸到安纳托利亚。1631年，法赫尔丁做出了一次傲慢的举动，拒绝一支奥斯曼军队在“他的”领土上过冬。从那时起，奥斯曼人下定决心要除去这名不顺从的封臣。
法赫尔丁和他的儿子们被抓获，并被带到伊斯坦布尔，于1635年处决。这终结了一份非凡的事业，也消除了阿拉伯世界对奥斯曼统治的重大威胁。
黎巴嫩的封建秩序将一直持续到19世纪，其间没有再给伊斯坦布尔带来麻烦。
多年的派系斗争使法卡里派和卡西米派都无力维持在开罗的领导地位。这两个敌对的派别被一个叫作卡兹杜厄里（Qazdughli）的马木鲁克家族推翻，在18世纪余下的时间内，该家族一直掌控奥斯曼埃及。
就奥斯曼人而言，他们从未全面掌控富裕但不守规矩的埃及行省。奥斯曼埃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直到“冷酷者”塞利姆征服马木鲁克埃及数个世纪后，各马木鲁克家族依然拥有比伊斯坦布尔任命的总督更大的政治权力。在埃及，就像在黎巴嫩和阿尔及利亚一样，奥斯曼的统治适应了当地政治。
在征服马木鲁克帝国两个世纪之后，奥斯曼人成功地将他们的帝国从北非扩展到了阿拉伯半岛南部。整个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许多情况下，奥斯曼人不愿或无法在各阿拉伯行省建立标准化的政府，而选择与本地精英合作统治。各阿拉伯行省同伊斯坦布尔的关系可能差异很大，各省的行政架构也千差万别，但它们毫无疑问都是同一个帝国的组成部分。这种多样性对当时多民族和多教派的帝国来说是很常见的，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也是如此。
18世纪中叶前，奥斯曼人对这一多样性的掌控多多少少是成功的。他们面临过挑战，特别是来自黎巴嫩山和埃及的挑战，但他们使用多种策略，成功地确立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并确保没有任何地方领袖对帝国的中心地位构成持久威胁。然而，18世纪后半叶，该中心与处于边缘地位的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动态关系发生了变化。新的地方领袖崛起，他们开始整合军力，寻求自治，公然违抗奥斯曼帝国的制度。他们往往同帝国在欧洲的敌对势力合作。这些新兴的地方领袖对奥斯曼政权构成了实质性挑战，将在19世纪危及帝国的生存。
（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体系可分两种结构，一种是伊斯坦布尔的中央政府集权制，相对较近的领土。一种是和当地精英达成协议自治，相对较远的领土，如阿尔及尔，黎巴嫩山，埃及等。
第二章，阿拉伯人挑战奥斯曼统治
根据奥斯曼人的治国理念，好的统治是四个相互依赖的要素之间的微妙平衡，这一平衡可被理解为一个“公正的循环”（circle of equity）。首先，国家需要一支庞大的军队来行使其权力。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需要巨大的财富，而税收是国家唯一的常规财富来源。为了征税，国家必须促进国民生活的繁荣。为了国民生活的繁荣，国家必须维护法律的公正，这就回到了国家的责任上来，从而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
在阿拉伯世界，地方领袖崛起，伊斯坦布尔的影响下降，因为更多的税收被用于地方军队和地方长官的建设工程。这一现象在许多阿拉伯行省蔓延，从而带来一种累积效应，对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因为在18世纪下半叶，地方领袖的快速壮大使得多个阿拉伯行省开始反抗伊斯坦布尔的统治。
相较于巴尔干半岛和安纳托利亚，奥斯曼人更少依靠各阿拉伯行省的收入和军队。此外，阿拉伯世界离伊斯坦布尔更远，中央政府不愿动用军队和资源镇压小规模叛乱。伊斯坦布尔更关心的是来自维也纳和莫斯科的挑战，而不是大马士革和开罗的地方领袖带来的麻烦。
帝国的中央政府面临一个两难处境，只有确保帝国的欧洲边境足够稳定，才能腾出必要的资源来应对各阿拉伯行省的挑战。
（这也是军事征服帝国的通病，一旦对外征服失利，停止，内部矛盾就会很快激化。
阿拉伯世界对奥斯曼统治的下一个真正挑战出现在帝国边界之外阿拉伯半岛的中部。
与扎希尔·欧麦尔和阿里贝伊不同，这场运动的领袖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在如今的中东和西方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就是瓦哈比改革运动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本·阿卜杜·瓦哈卜（Muhammad ibn‘Abd al-Wahhab）。
他接受了伊斯兰教四大教法传统中最保守的罕百里学派的训练，并深受14世纪神学家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的影响。伊本·泰米叶主张恢复先知和他最初的继任者们（即哈里发）时期的穆斯林社团。他谴责一切与苏非主义有关的神秘主义做法，认为这些做法偏离了伊斯兰教的正道。
（一）马立克学派（二）沙斐尔学派（三）罕百里学派（四）哈乃斐学派
在阿拉伯世界，圣人崇拜很普遍，从先知穆罕默德的门徒到身份更低的本地村庄的圣人，都有自己的圣墓或圣树。（这些圣地至今仍在阿拉伯世界的许多地方得到保存和维护。）瓦哈比派反对穆斯林向圣人祈祷以代替他们向真主说情，因为这损害了真主的独一性。他们认为，向杰出的穆斯林表达敬意，应该以他们为楷模行事而不应敬拜他们的坟墓。
第三章，穆罕默德·阿里的埃及帝国
穆罕默德·阿里（1770—1849）是阿尔巴尼亚人，生于马其顿的卡瓦拉，在埃及的奥斯曼军队里统领一支由6000人组成的强大而桀骜难驯的阿尔巴尼亚分遣队
到统治结束时，穆罕默德·阿里已经成功确立了他的家族对埃及和苏丹的世袭统治。他的王朝将统治埃及直到1952年革命推翻君主制。
将苏丹纳入埃及帝国后，穆罕默德·阿里将他控制的土地面积扩大了一倍，并控制了红海贸易。埃及对苏丹的霸权将持续136年，直到1956年苏丹重获独立。
穆罕默德·阿里没有实现他所渴望的独立。奥斯曼帝国把他牢牢地束缚在帝国的统治之下。但是他已经把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阿拉伯行省都置于他的家族统治之下，建立了一个埃及帝国，在19世纪30年代余下的时间里与奥斯曼帝国相抗衡。
从1805年到1841年，穆罕默德·阿里的雄心壮志经历了一个循环。他升为总督，成为埃及的主人。一旦他在埃及站稳了脚跟并增加了财政收入，他就开始建设现代军队。随后，他将自己的领土范围从苏丹和红海沿岸的希贾兹一度扩大到包括希腊的大部分地区和整个叙利亚。但外部干涉剥夺了他的战果，到1841年，他的势力范围又缩回到埃及和苏丹。埃及将拥有自己的政府，将制定自己的法律，但仍将受奥斯曼帝国外交政策的约束。虽然埃及人可以铸造自己的钱币，但他们的金币和银币上都须印有素丹的名字，而埃及统治者的名字则只能印在价值低廉的铜币上。埃及可以拥有自己的军队，但士兵人数不能超过1.8万人，这与埃及之前部署的10万至20万人的庞大军队相去甚远。穆罕默德·阿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他曾经的雄心更大。
奥斯曼帝国与欧洲邻国的关系正进入一个复杂的新时代。欧洲将成为榜样，成为军事和技术领域的典范。但欧洲也是一个威胁，既是觊觎奥斯曼帝国领土的好战者，也是危险的新意识形态的源头，因此必须与之保持距离。奥斯曼改革者面临如下挑战：如何在不损害自身文化完整性和价值观的情况下采纳欧洲的理念和技术。
第四章，改革的危险
塔赫塔维对法国的反思充满了矛盾。作为一名穆斯林和埃及奥斯曼人，他对自己的信仰和文化的优越性充满信心。他认为法国是一个没有信仰的地方，那里“没有一个穆斯林定居”，而法国人自己则是“名义上的基督教徒”。然而，他的亲眼观察丝毫没让他怀疑欧洲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优越性。他回忆道：“法国拥有伊斯兰诸王国所缺乏的一切，说真的，在[法国]居住期间，我为此感到悲哀。”
19世纪期间，奥斯曼人及其阿拉伯公民与欧洲的互动日益增多，迫使中东人民认识到，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上，欧洲已经超过了他们。尽管大多数奥斯曼人仍然相信他们所处的世界在文化上更为优越，但他们的改革者认为，有必要掌握欧洲的思想和技术，否则，欧洲就会掌控他们。
改革进程早已因其欧化的倾向而引起争议。但1856年法令颁布之前的各项改革都没有直接违背《古兰经》。穆斯林视《古兰经》为真主的原话，也是真主永恒的话语。违背《古兰经》就是违背真主，因此，毫不奇怪，在帝国的城市里宣读1856年法令激起了虔诚穆斯林的愤怒。
颁布1856年改革法令和确立不同信仰的奥斯曼公民间平等的法律地位，已经让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异常紧张。多位大马士革编年史家都注意到了基督徒获得法律权利后的变化。基督徒不再承认穆斯林一贯享有的特权，穿着的服饰开始使用一些先前只有穆斯林才能用的颜色。他们也变得越来越坚定自信。一位愤怒的穆斯林要人写道：“当基督徒与穆斯林发生争吵时，无论后者如何辱骂他，他都会以同样的甚至更多的脏话回骂。”大马士革的穆斯林认为，这样的行为是不可容忍的。
大马士革的基督徒公然藐视古老的惯例，无意间加剧了教派间的紧张关系，最终招致灭顶之灾。
米舍卡在事后提交给美国驻贝鲁特领事的报告中详细列举了屠杀造成的人员和财物损失。他声称，至少有5000名基督徒在暴力事件中丧生，占原先2万人基督徒社群的四分之一。约有400名妇女被绑架和强奸，许多妇女因此怀孕，其中包括米舍卡家里的一名佣人。财物损失十分严重。超过1500所房屋被夷为平地，基督徒拥有的商店全都被洗劫，基督徒区约200家商店付之一炬。教堂、学校和修道院被劫掠并破坏。基督徒区因偷窃、故意破坏和纵火而遭到大面积毁坏，这是这座城市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教派冲突。
奥斯曼政府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公民之间确立法律上的平等，主要是为了防止欧洲列强干涉其内政。但随后在黎巴嫩山和大马士革发生的针对基督徒的暴力事件，有可能招致欧洲大规模的干涉。
奥斯曼官员预想了欧洲列强可能提出的每一项不满，并在欧洲人有机会干涉之前就采取行动。奥斯曼帝国安然度过了这场危机，他们的主权完好无损。
当废奴运动和英国政府联合起来向奥斯曼帝国施压，要求废除奴隶制时，帝国政府表示反对。《古兰经》的经文鼓励奴隶主善待奴隶，允许他们结婚，并赋予他们自由身，但没有提及废除奴隶制。素丹怎么能宣布真主之书所允许的事非法呢？
1856年萨义德给予他前导师法国人费迪南·德·莱塞普（Ferdinand de Lesseps）的特许权是其他项目无法匹敌的：修建一条连通地中海和红海的水上通道，即苏伊士运河。这是19世纪埃及最大的发展项目，也是对国库的最大消耗。
不计后果的政府开支让奥斯曼帝国和北非各地的改革者们忧心忡忡。欧洲技术的引进带来与预期相反的结果。发展非但没有使这些国家强大和独立，反而让中东地区的各政府变得贫穷和弱小，更易遭到欧洲的干涉。
埃及是最后一个宣布破产的中东国家，时间是1876年。埃及的状况同奥斯曼帝国惊人地相似。1876—1880年，埃及的财政由来自英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和俄国的专家负责，他们的首要关切是外国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同伊斯坦布尔一样，一个正式委员会成立了。一项项不切实际的方案接踵而来，给埃及纳税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在每一项方案中，外国经济顾问都设法更深入地参与埃及的财政管理。
随着突尼斯、伊斯坦布尔和开罗的破产，中东的改革进程兜了一圈后又回到了原点。改革运动的初衷是加强奥斯曼帝国及其属国，防止外部干涉，结果却让欧洲进一步掌控中东各国。随着时间的推移，非正式的帝国主义控制发展成直接的殖民统治，整个北非被日益强大的欧洲各帝国瓜分。
第五章 第一波殖民主义：北非
欧洲技术的传播和让资金短缺的中东各国政府超越自身财力、过度开支的金融安排，扩大了欧洲在奥斯曼帝国各地——从北非到阿拉伯半岛的影响力。奥斯曼帝国及其北非自治行省的破产，为欧洲实行更为直接的控制扫清了阻力。
欧洲在北非的利益不断扩大，相应地，它们也更有动力开展彻底的帝国统治。到19世纪80年代，欧洲列强更加关心维护它们在南地中海的国家利益，而不是保持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1840年的所谓“自我否定协定”不过是一纸空文，瓜分北非的大幕随即拉开。1881年，法国将突尼斯纳入统治范围。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1911年，意大利占据利比亚。1912年，欧洲列强同意摩洛哥（唯一一个一直独立于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北非国家）成为法国和西班牙的被保护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欧洲直接统治了整个北非。
1840—1881年，欧洲和奥斯曼帝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族主义这个源自欧洲的新思想开始深入人心。民族主义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物，19世纪期间以不同的程度在欧洲传播。希腊是一个早期的皈依者，在经历了10年的战争之后，于1830年从奥斯曼帝国独立。其他欧洲国家，如德国和意大利，在民族主义的感召下，经过几十年的统一运动逐渐形成国家形态，到19世纪70年代初才以现代国家的形式出现在国际社会中。奥匈帝国内部也开始面临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挑战，奥斯曼帝国在东欧的领土走上同样的道路只是时间问题。
欧拉比和他的同僚们决定采取行动。他们起草了一份给赫迪威陶菲克的请愿书，陈述他们的不满和要求。1881年1月的这份请愿书标志着欧拉比参与国家政治的开始，开启了军人干政的危险先例，这将在整个20世纪的阿拉伯历史中重演。欧拉比和他的埃及军官们有三个主要目标：扩大埃及军队的规模，撤销财政掌控者强加给军队的裁员额度；修改条例，确立军人之间不分种族和宗教，一律平等；任命埃及本土军官担任军事大臣。
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英帝国如果向次发达国家的叛逆军官退让，那就不会自认为“大”了。西摩上将得到了政府的批准，7月11日，他向亚历山大的防御工事和城市开火。到日落时，亚历山大已陷入火海，埃及军队正在撤退。7月14日，一支英军占领了亚历山大。这不仅仅开启了一场战争，也开启了英国对埃及长达近四分之三世纪的占领。
艾哈迈德·欧拉比的起义政府同泰勒凯比尔的防御工事一起垮塌了。两天后，欧拉比在开罗被捕。他和他的同僚们以叛国罪受审，被判有罪。他们的死刑判罚被减为终身流放，流放地是英国殖民地锡兰（今斯里兰卡）。赫迪威陶菲克恢复了王位，但再没完全恢复统治权。由于英国军队占领了这个国家，英国的顾问被派往各级政府。埃及的真正统治者是英国常驻代表伊夫林·巴林爵士（Sir Evelyn Baring），他后来获得了伯爵爵位，被封为克罗默伯爵（Lord Cromer）。
他在1911年离世，尽管他百般努力，但有两项指控在他死后几十年内依然玷污着他的名声：应对挑起英国占领埃及负责，背叛埃及合法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王朝。只有当新一代的年轻埃及上校们在1952年革命中，推翻了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的最后一任统治者之后，欧拉比才得以恢复名誉，并被迎入埃及民族英雄的“万神殿”。
德国正凭借自身的实力成为一个帝国，在非洲和南太平洋拥有领地，摩洛哥将成为德法之间的竞争点。尽管德国尽最大努力使与会者反对法国，但3个与会国——意大利、英国和西班牙已经同意法国对摩洛哥的领土要求，德国政府被迫让步。1909年，德国终于承认法国在维护摩洛哥安全上发挥着特殊作用。
摩洛哥人对法国不断扩大在摩势力感到不满，他们开始攻击外国商店企业。而法国采取的报复行为是占领摩洛哥的城镇。最臭名昭著的是，1907年在一家法国工厂遭到暴力袭击后，法国从海上炮轰卡萨布兰卡，并用5000人的兵力占领了这座城市。
1912年3月，法国完成了对摩洛哥的占领，穆莱阿卜杜·哈菲兹签署了《非斯条约》，摩洛哥成为法国的被保护国。尽管谢里夫们仍在王位上（事实上，现任国王穆罕默德六世是他们的直系后裔），但在接下来的44年里，对摩洛哥的正式控制权移交给了法兰西帝国。法国终于可以原谅英国占领埃及了。
以奥斯曼帝国最后的北非领土为代价，和平得以恢复。欧洲国家充当了奥斯曼帝国和意大利之间的调停者，双方于1912年10月缔结正式和平条约，利比亚被纳入意大利的帝国统治。然而，即使在奥斯曼军队撤离后，意大利人仍面临着来自利比亚人的持续抵抗。利比亚人坚持反抗外国统治，反抗斗争在20世纪30年代依然持续。
到1912年底，从直布罗陀海峡到苏伊士运河，整个北非海岸都处于欧洲的殖民统治之下。其中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这两个国家被直接殖民统治。突尼斯、埃及和摩洛哥是被保护国，英法通过当地的世袭王朝间接统治。
直到欧洲人占领北非，民族的自我定义进程才真正开始。成为埃及人、利比亚人、突尼斯人、阿尔及利亚人或摩洛哥人意味着什么？对大部分阿拉伯世界的人来说，这些民族标签并不对应任何有意义的身份。如果被问到他们是谁，或者他们来自哪里，人们或者会用本地的身份来自称，如某个城镇（亚历山大人）或某个部落，至多是某个地区（卡比利亚山区），或者把自己看作一个更大的社群比如穆斯林“乌玛”即“社团”的一员。
如今，萨拉菲主义这个词与乌萨马·本·拉登和反西方的穆斯林激进主义中最激进的派别联系在一起。而在阿布笃的时代，情况并非如此。通过唤起伊斯兰教的先辈，阿布笃回溯历史去倾听那个黄金时代。那时，穆斯林“正确地”信奉他们的宗教，并因此成为主导世界的力量。在伊斯兰教兴起后，穆斯林统治整个地中海并深入南亚长达四个世纪。此后，他认为，伊斯兰思想僵化了。神秘主义悄然渗入，理性主义逐渐衰落，整个伊斯兰社团都陷入对法律的盲目尊崇之中。只有剥除这些附着在伊斯兰教之上的积淀，乌玛才能回归先辈们纯粹而理性的行为方式，才能恢复曾使伊斯兰世界主导世界文明的活力。
第六章 分而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解决方案
20世纪初期，民族主义开始在奥斯曼帝国诸阿拉伯行省兴起。奥斯曼人治下近四个世纪之后，帝国内的阿拉伯民众起初甚至难以想象自身可以组建一个独立的国家。早期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面临着几乎无法跨越的困难。奥斯曼国家无处不在，对非法政治活动采取了无情的镇压。那些寻求阿拉伯地区独立的人缺乏实现其目标的手段。要想动摇奥斯曼人对阿拉伯世界的掌控显然需要某种巨变。事实证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将提供这样一场巨变。
1914年11月，奥斯曼帝国与德国结盟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是一场奥斯曼人本希望避免的战争。在经历了1911年与意大利人争夺利比亚、爱琴海岛屿的战争，以及1912年、1913年与巴尔干诸国间两场毁灭性的战争后，奥斯曼帝国已然疲于应对战事。1914年夏，当又一场欧洲大战阴云笼罩之际，奥斯曼政府希望能够置身事外，与英国或法国达成一项防御性的盟约。然而，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不愿许下任何威胁到其协约国盟友俄国利益的有约束力的承诺，而后者的领土野心则是奥斯曼帝国的心头大患。
奥斯曼人撤退至安纳托利亚地区，自此未再踏入阿拉伯人的土地。1918年10月，最后一支土耳其部队从阿勒颇以北的边境地区撤出，这一地点正接近于402年前“冷酷者”塞利姆一世开始其对阿拉伯世界征服的起点。奥斯曼人对阿拉伯领土长
当整个世界都齐聚巴黎商讨和平的条款之时，阿拉伯人则将伍德罗·威尔逊视为他们诉求的旗手。
叙利亚议会成员要求叙利亚在其地理边界内的完全政治独立，这一边界保证其国家与土耳其、伊拉克、纳季德、希贾兹、埃及相分离；他们要求以埃米尔费萨尔为国王，在国内建立君主立宪制政体；并完全拒绝《国联宪章》第二十二条所规定的委任统治条款。他们声称阿拉伯人在天赋方面并不逊色于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罗马尼亚等民族，后者在脱离奥斯曼帝国后全部获得了完全独立，并无类似的欧洲托管。叙利亚代表表示完全愿意接受一个仅限于提供技术和经济援助的托管方，且最信任由美国来履行这一角色，“相信美利坚民族离任何殖民化的想法距离最远，且对我们的国家不抱有政治野心”。如果美国拒绝承担这一责任，叙利亚人民愿意接受英国的委任统治，但拒绝法国扮演任何角色。决议同时也呼吁当时处于英国占领之下的伊拉克的独立。
英、法两国政府拒绝承认叙利亚独立宣言。当法国人着手准备占领大马士革，推翻其战时盟友而如今已是国王的埃米尔费萨尔之际，英国人则视若无睹。由于未能兑现其独立承诺，费萨尔在国内也日益孤立，因而仅能聚集一小支部队来对抗由黎巴嫩向叙利亚进发的法军。显然，大马士革人并不认为费萨尔的事业值得为之牺牲。
法军在横扫麦赛伦的抵抗者后进入大马士革，也开启了一段长达26年的悲惨的殖民占领。然而，麦赛伦战役的象征意义远远超出了叙利亚的疆域。对阿拉伯人而言，这场不大的战役不仅标志着英国对其战时承诺的背叛和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所倡导的民族自决理念的破产，也表明英、法殖民利益最终压倒了几百万阿拉伯人的希冀和愿望。当欧洲人试图在中东强加其民族国家体系，将一个渴望统一的民族分割肢解并违背其意愿地置于外国统治之下的时候，麦赛伦就等同为原罪。战后解决方案所制造的全新阿拉伯国家及其边界体系表现出惊人的持久性，其一手制造的问题也同样如此。
埃及各地的民众一致支持萨阿德·扎格卢勒的事业，迫不及待地希望在巴黎和会上确保埃及脱离英国而独立。随着该运动声势日涨，英国人曾尝试通过将埃及问题与巴黎和会脱钩的方式来终止民族主义者的煽动活动。温盖特宣布，关于埃及地位的任何变动都被英王政府视为“一个帝国内部的而非国际性质的问题”。换句话说，作为一个帝国内部问题，扎格卢勒及其同事必须在白厅与英国政府讨论其诉求，而非在巴黎向全世界陈诉埃及的情况。英国当局向扎格卢勒发出直接警告，要求他停止煽动活动，但后者对英国人的警告置若罔闻。1919年3月8日，扎格卢勒及其主要同事最终被捕，随后被流放至马耳他岛。这一举措在埃及激起了全国性暴动，也标志着1919年埃及革命的开端。
伊拉克人始终将托管地作为帝国主义一种改头换面的说法而加以反对，他们开始动员起来全力阻挠英国的计划。反对派由一个新的组织——伊拉克独立卫士领导，该组织1919年首先出现在什叶派社群之中。“卫士”要求伊拉克完全独立以及英国完全撤军，因而吸引了大量逊尼派支持者。为了避免英国当局干预，他们轮流在什叶派和逊尼派清真寺中举行会谈。伊拉克不同穆斯林社群间的这次合作是史无前例的，也为一个超越宗教边界的伊拉克民族共同体奠定了基础。
1920年大起义在伊拉克被称为“1920年革命”，它在伊拉克现代国家民族主义神话谱系中具有特殊地位，堪比1776年美国革命对美国历史的影响。二者与其说是社会革命，不如说是反抗外国占领者的民众起义；二者都标志着两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开端。尽管绝大多数的西方人对1920年伊拉克起义缺乏了解，但一代又一代的伊拉克学童正是听着民族主义英雄如何在费卢杰、巴古拜、纳杰夫等城镇对抗外国军队和帝国主义的事迹长大的，这些故事相当于列克星敦和康科德的伊拉克版本。
阿拉伯人面临的新时代实际上将由欧洲殖民主义而非阿拉伯独立所形塑。欧洲列强确立了他们的战略需求，并通过战后和平进程解决了他们内部的所有分歧。法国将叙利亚、黎巴嫩并入了其在北非的阿拉伯属地，英国则成为埃及、巴勒斯坦、外约旦及伊拉克的主人。尽管对特定的边界还会做少量修正，但欧洲列强大体上划定了我们今天所知的现代中东国家的边界（巴勒斯坦是一个重要的例外）。阿拉伯人从未认同这一根本性的不公，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剩余岁月中，他们将为追求长期企盼的独立地位而与其殖民主展开斗争。
第七章 大英帝国在中东
1913年，一个新的阿拉伯国家突然在“英治和平”下的波斯湾地区崛起。沙特家族（其18世纪的联盟曾在自伊拉克至麦加、麦地那两圣城的广大区域对奥斯曼统治构成挑战，直至1818年被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击败）重建了与穆罕默德·本·阿卜杜·瓦哈卜后人的盟友关系，从而建立起一个新的沙特-瓦哈比联盟。联盟首领是一位名叫阿卜杜·阿齐兹·本·阿卜杜·拉赫曼·费萨尔·阿勒·沙特（Abd al-Aziz ibn Abd al-Rahman al-Faysal Al Sa‘ud,1880—1953）的富有个人魅力的年轻领袖，在西方更多以伊本·沙特（Ibn Saud）的名字闻名。
随着阿拉伯大起义的爆发，当谢里夫侯赛因于1916年10月宣布自己为“阿拉伯诸国的国王”之时，沙特人与哈希姆人之间的冲突已变得不可避免。即便是曾许诺他建立一个“阿拉伯王国”的英国盟友，在麦加谢里夫之外也只愿承认他为“希贾兹的国王”。伊本·沙特不太可能认可这位自封的侯赛因国王之主张的有效性。
征服希贾兹后，伊本·沙特被拥护为“纳季德素丹兼希贾兹国王”，其控制下的广阔领土使伊本·沙特不同于停战诸国的其他海湾统治者。英国承认了其地位的变化，于1927年与阿卜杜·阿齐兹国王签署了一项新的协议，承认其完全的独立与主权，且不含有休战诸国所接受的关于对外关系的任何限制。伊本·沙特继续扩张其治下的领土，并于1932年将其王国更名为沙特阿拉伯。
于其自身条件，英国人起初并未将外约旦视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块领土最初是作为巴勒斯坦托管地的一部分被授予英国的，而将外约旦从巴勒斯坦中分离出来的决定成型于1923年，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方面，英国希望将《贝尔福宣言》所承诺的一个犹太民族家园限定在约旦河西岸的土地上；另一方面，英国希望将埃米尔阿卜杜拉的领土野心限定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费萨尔完全清楚他不可能在独立于英国的情况下统治伊拉克：正如国联所规定的那样，他必须在英国的监护下进行统治，直至后者认为时机成熟从而承认伊拉克独立。此外，作为一名外来者，他在伊拉克的盟友仅限于在阿拉伯大起义以及短命的叙利亚王国期间一直追随于他的少数几名军官。因此，在成功巩固自己的位置之前，为了能生存下去，费萨尔尚需要英国的支持。对费萨尔而言，问题的关键在于对英国的依赖削弱了伊拉克民族主义者对他的支持；反讽的是，这种依赖也削弱了他赢取本国人民忠诚的能力，直到1933年他去世为止。
费萨尔国王身边围绕的是一些自阿拉伯大起义时期就在他身边效力的军人，这些人热切地期望在伊拉克建立一支军队，通过国民军役服务将库尔德人、逊尼派、什叶派团结在一起。然而，面对什叶派和库尔德社群的积极反对，这个计划很快便告搁浅。这两个社群反对强制兵役制，正如他们反对在其看来给予阿拉伯逊尼派少数群体超出其人口比例权力的任何政府倡议。
某些时候，唯一能将伊拉克民众团结在一起的就是他们对英国人存在的反对。费萨尔国王已经对其臣民感到绝望。1933年去世前，这位伊拉克首任国王在一封绝密备忘录中评论道：“我要满怀悲痛地承认，至今为止还没有什么伊拉克人民，只有无法想象的人群的集合；这些人没有任何爱国理想，却被灌输了宗教传统和荒谬的观念；没有任何共同的联系纽带，听信谗言，倾向混乱，随时准备起来反抗一切形式的政府。”
1930年《特惠同盟协议》批准后，英国人和伊拉克人一致同意终止委任统治状态。1932年10月3日，伊拉克加入国联，被认可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然而，这仍是一种模糊的独立状态，因为英国文职和军事官员继续享有的广泛影响，与真正意义上的主权独立并不相容。英国的这种非正式控制也将削弱哈希姆王朝的合法性，直至该王朝在1958年被最终推翻。
英国坚持将关于埃及独立的讨论与苏丹的未来分离，埃及人则拒绝放弃苏丹版图的独立。英、埃谈判的失败为华夫脱党的政敌——国王和敌对政党呼吁重新组阁提供了一个机会。1930年夏，国王和英国人达成了一致：政府必须置于“一双安全的手”的管理之下。西德基就是那位明显的候选人。西德基丝毫不掩饰其强人政治倾向以及他对民主程序的蔑视。西德基论证其政治哲学合法性的理由是，在经济困难时期领导人不可能仅通过和平与命令就能实现繁荣进步。
西德基的革命已然熄火，现在就要彻底失败了。1933年9月，国王解除了西德基的首相职务。后者虽然下台但并没有出局，直至1950年去世前一直都是埃及国内最有影响的政治家之一。
新的《特惠同盟协议》扩展了埃及的主权和独立范围，尽管与伊拉克的协议类似，该文件也保证了英国享有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特殊地位，且有权保留其军事基地。协议同样将苏丹置于英国控制之下。但这些收获已足以确保埃及于1937年，即伊拉克加入5年之后，加入国联，进而成为其他阿拉伯国家中唯一加入这一国际组织的国家。然而，协议中的种种妥协以及长达20年的期限，实际上也将埃及人实现完全独立的梦想排除在政治视野之外。
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为正式确立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地位，国联发布了一份委托文件，将《贝尔福宣言》的条款写入了其序言部分。与战后其他的托管地不同，英国人在巴勒斯坦既要在本地居民中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的国家，同时又要为全世界的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家园；而对其他托管地而言，相关大国仅被责成在一个新兴国家中建立自治的机制。
《贝尔福宣言》是一个导向社群冲突的方案。鉴于巴勒斯坦极为有限的资源，在那里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同时又不损害本地非犹太居民的民事和宗教权利，这样的想法根本就不切实际。委任统治不可避免地催生了两种相互竞争的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一边是高度组织化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另一边则是在英国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殖民主义双重威胁下新生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巴勒斯坦将成为英帝国在中东最惨痛的失败，而这一失败也将使整个中东地区陷入冲突与暴力，直至今日。
巴勒斯坦是古老土地上的一个新国家，由几个奥斯曼行省的土地拼凑而成，仅仅是为了帝国的方便。
1923年时，巴勒斯坦的人口构成已经相当多元。巴勒斯坦是基督徒、穆斯林、犹太教徒的共同圣地，数个世纪以来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朝圣者。穆斯林是占总人口85%的多数群体，而基督徒是约占总人口9%的少数群体。还有一个本地犹太社群不超过本地人口的3%。
来自巴勒斯坦的信号是明确的：本地的阿拉伯居民多年来一直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移民运动，也绝不接受英国人在其土地上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的承诺。然而，英国和国际社会对这一信号却置若罔闻，仍然在未咨询或考虑民众意愿的情况下就决定了巴勒斯坦的未来。和平手段既已失败，绝望的民众很快转向暴力。
1922—1935年间，犹太人占巴勒斯坦总人口的比重由9%猛增至27%。[插图]犹太人的土地收购已然使得大量巴勒斯坦农民被迫离开土地，早在几年之前，《帕斯菲尔德白皮书》就已指出了这一问题，而当时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仅为1935年规模的一半。完全由城市精英所垄断的巴勒斯坦（阿拉伯）领导层的失败恶果，却直接落在了农村贫困人口的肩头。1935年，有一个人决定将巴勒斯坦农民群体的愤怒导向武装反叛。在这一过程中，他提供了点燃巴勒斯坦这个火药桶的最初火花。伊兹丁·卡萨姆
1941年拉希德·阿里政府倒台后，巴格达的犹太社群成为混乱局势的首要受害者。反英情绪、对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计划的敌意同德国的反犹主义观念相叠加，酿出了阿拉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屠杀，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法尔胡德”（Farhud）。
在伊拉克人赢得其名义上的独立地位仅9年后，这次（军事）干预就使得英国和哈希姆王朝在伊拉克人民眼中彻底失去了信誉。然而，英国才是伊拉克土地上最终的失败者。曾几何时，英国在伊拉克的委任统治被传为佳话，而现在却只剩下一个摇摇欲坠的君主，一支危险的军队，一群如此仇视英国在中东的角色以至于不惜与其轴心国敌人并肩作战的民众。
随着阿拉伯世界逐渐脱离英国人的掌控，英国在中东的帝国越来越成为一个负担，而不是优势。对英国人而言，可能唯一的安慰就是：他们的帝国竞争对手法国，在其阿拉伯领土上似乎也并不比自己成功多少。
第八章 法兰西帝国在中东
长久以来，法国为了其在阿拉伯世界的帝国觊觎大叙利亚地区——大概包含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以色列、约旦等国领土。
这次选举也证明法国意图将黎巴嫩作为一块殖民地来进行统治，而非帮助后者实现独立。这些举措也说服了一些曾经最有力的法国支持者，转而加入反对法国统治的黎巴嫩民族主义斗争。而这也成为两次大战之间法兰西帝国在中东地区的一个不祥开端：如果法国在黎巴嫩都不能确保诸事顺利的话，那它在其他阿拉伯领土上又将如何做到呢？
尽管在沦为被保护国之前曾享受过数个世纪的独立政治地位，但摩洛哥的统治者从未成功地将其权威延伸至全国所有领土之上。长期以来，素丹对全国领土的控制都是在城市地区最有力，而在农村地区最薄弱。
里夫战争失败后，法国和西班牙恢复了在摩洛哥的殖民统治，再也没有受到新的本地抵抗运动的困扰。尽管里夫战争并未引发对法国或西班牙在摩洛哥统治的持续反抗，但阿卜杜·克里姆及其抵抗运动却激发了整个阿拉伯世界民族主义者的想象力：里夫人被视为阿拉伯人的一支（而非柏柏尔人），他们领导了一场反对欧洲统治的英雄般的抵抗运动，为保卫自己的土地和信仰而多次击败了欧洲人的现代军队。
法国人很快做出回应。尽管正如盖伍格吉料想的那样，绝大多数法国军队都在德鲁兹山作战，但法国人还有空军力量。法国人开始了一场针对城市居民区的轰炸，将哈马市中心市场的一部分夷为平地，造成约400名平民死亡，其中很多是妇女和儿童。尽管最初承诺支持盖伍格吉的运动，但哈马的显贵们也是最早脱离反抗队伍、并与法国人就停止反叛和轰炸达成一致的人。起义后仅3天，盖伍格吉及其追随者就被迫撤离至农村地区，任由法国人重新占领哈马。
几天的时间内，起义已传播至大马士革周边的村庄。法国人试图通过展示极端暴力来遏制这场运动：整批的村庄在炮兵和飞机的轰炸下被摧毁；大马士革内陆地区近100名村民被处决，死者尸体作为可怕的战利品被运回大马士革，以便对其他起义的支持者形成震慑。可以预见的是，暴力行为引发了更多的暴力：作为对与殖民当局勾结的警告，12名为法国人服役的本地士兵残缺不全的尸体也被暴露在大马士革城门之外。
叙利亚大起义未能从法国统治下实现独立。之后，民族主义运动领导权落入一个新的城市精英领导层手中，后者回避武装斗争，试图通过谈判和非暴力抗议的政治程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直至1936年，叙利亚民族主义者的种种努力都收效甚微。
阿尔及利亚穆斯林不但不受法国法律的保护，还受制于一套被称为《本土居民法典》的歧视性法规。与美国南北战争后通过的旨在维持非裔美国人隔离、从属地位的《吉姆·克劳法》相似，上述法典起草于1871年最后一次重要的阿尔及利亚反法起义之后，规定本土阿尔及利亚人可因部分欧洲人有权合法从事的行为而受到起诉，如批评法兰西共和国及其官员。该法典比其他任何司法区分都更加直接地提醒阿尔及利亚人，他们是自己土地上的二等公民。对于法尔哈特·阿巴斯这样深受法国共和思想熏陶的人而言，这种侮辱显然难以忍受。
1940年5月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并推翻其政府后，法国几乎与其在黎凡特地区的两个托管国爆发重大冲突。
法国人用汽车将扈里押解到南部城镇拉什亚的城堡之中，在路上他们与另外几辆汽车会合，车上则押解着总理里亚德·苏勒哈（Riyad al-Solh）以及内阁的主要成员。当天下午，黎巴嫩政府的6名成员已被囚禁至拉什亚。逮捕的消息传开后，立即在贝鲁特引发了激烈的示威活动。扈里的妻子加入了示威人群，以声援那些抗议其丈夫和黎巴嫩政府所遭遇不公的示威者。黎巴嫩人向英国人提出申诉，后者正是1941年7月自由法国政府宣布黎巴嫩独立时的担保人。英国政府迅速介入，迫使法国人释放了扈里总统及其他黎巴嫩政治家。黎巴嫩宪法的变动得到了保留，但法国通过对安全部队的控制仍执意维持其在黎凡特的托管国。为了确保对其军队和警察部队的控制，在之后3年的时间内黎巴嫩政府仍将与法国人展开一场持久的战役。
1941年7月自由法国政府的宣言发布后，叙利亚人对实现独立前景的估计并没有黎巴嫩人那样乐观。大马士革的自由法国当局已向叙利亚政治领导层明确表示，在保证法国在叙、黎两国利益的一系列条约达成前，法国无意承认叙利亚或黎巴嫩的独立地位。叙利亚民族集团还需要动员一次与法国人的重大对抗，以便实现其独立诉求。
1944年冬至1945年春，大规模的反法示威游行在两国举行。当法国宣布在叙利亚政府签订协议之前不会放弃对叙国民军的控制时，叙、黎两国政府拒绝进一步谈判。1945年5月，法国人的固执在叙利亚全国引发了广泛的示威和反法抗议活动。作为首都和全国政治的中心，大马士革成为反对派的中心。鉴于法国当局不具备足够的武装部队来维持秩序，随着局势的快速恶化和失控，法国人开始诉诸致命的武力，试图通过斩首和轰炸迫使叙利亚政府及其公民屈服。
1945年7月，法国最终承认自己的失败，同意将军事和安全部队的控制权移交给独立的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法国向两国强加一份协议的问题也不复存在。当1945年10月24日两国以创始成员国这个与法国平等的身份加入联合国之时，国际社会便承认了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独立。所剩的工作只是法国从黎凡特地区撤出其部队。1946年春法国军队撤离叙利亚，同年8月从贝鲁特登船回国。
第九章 巴勒斯坦灾难及其后果
犹太定居者与英国政府兵戎相见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因为正是后者将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的梦想变为现实。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越来越多地受到巴勒斯坦犹太社群的攻击。对犹太移民施加严格限制、呼吁在1949年实现（阿拉伯）多数统治下巴勒斯坦独立的《1939年白皮书》，已然彻底激怒了犹太复国主义领导层。
直到二战结束后，伊尔贡、莱希、哈加纳才开始联合力量对抗巴勒斯坦的英国人。纳粹死亡集中营被解放后，大屠杀骇人听闻的罪行逐渐浮出水面。伊休夫的领导人决心将种族灭绝中的犹太幸存者由欧洲的难民营迁至巴勒斯坦。他们拒绝遵守《1939年白皮书》对犹太移民的限制，宣布发动一场反对英国委任统治的起义。1945—1946年间的一个短暂时期，哈加纳与莱希和伊尔贡秘密协调行动，试图通过暴力强迫英国人改变政策。
二战之后，英国既没有资源也没有意愿继续留在巴勒斯坦。巴勒斯坦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分歧不可调和：如果英国人向犹太人让步，他们担心阿拉伯人又会发起一场与1936—1939年起义相似的大起义；如果他们向阿拉伯人做出让步，现在已经很清楚犹太人会做些什么。英国人试图撮合阿拉伯和犹太领袖1946年9月在伦敦举行会谈，但因双方都拒绝参会而以失败告终。考虑到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相互矛盾的建国要求，1947年2月在伦敦举行的一系列双边会谈也都无果而终。
英国人陷入了绝境，而《贝尔福宣言》的悖谬现在也体现得清晰无比：英国人不可能在实现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的同时，不损害“巴勒斯坦既有非犹太社群的利益”。
英国人甚至来不及等待联合国正式讨论特别委员会的提议。“出埃及号”丑闻、英国中士被绞死、随后的反犹骚乱、特别委员会报告，这一系列前后相连的事件已完全动摇了英国继续留在巴勒斯坦的决心。1947年9月26日，英国政府宣布将单方面从巴勒斯坦撤军，并将自身的托管责任委托给联合国。英国撤军的日期被设定在1948年5月14日。
1947年11月，特别委员会报告被提交联合国大会进行讨论。讨论的议题主要围绕委员会多数成员的提议，即将巴勒斯坦分割为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阿拉伯国家而展开。分治决议将巴勒斯坦分为一个由六部分组成的棋盘格，其中犹太区、阿拉伯区各三个，耶路撒冷处于国际共管之下。该计划将巴勒斯坦55%的领土划分给了犹太国家，包括全部加利利狭长地带直至东北部的领土、从海法到雅法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地中海沿岸地区，以及直至亚喀巴湾的亚拉巴荒漠。
犹太复国主义活动分子积极游说联合国成员，争取获得三分之二多数票，以便执行分治决议和建立犹太国家的承诺。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争取杜鲁门政府对决议支持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哈里·杜鲁门在其回忆录中称自己“在白宫从未经历过像这次这样巨大的压力和宣传攻势”。[插图]在最后一刻，美国政府推翻了之前的不干涉立场，积极向其他（联合国）成员施压支持分治方案。1947年11月29日，分治方案以33票赞成、13票反对、10票弃权的结果最终获得通过。
巴勒斯坦人从未从失去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的损失中完全恢复过来，再没有一位本地领袖能够调动一场反抗巴勒斯坦犹太军队的全国性抵抗运动，因而侯赛尼之死构成了对公众士气的巨大打击。更糟糕的是，结果证明他的死亡也是徒然：士气不振的阿拉伯部队仅留下40名防御者来守卫盖斯塔勒，结果在不到48小时的时间内，犹太军队就重新夺取了该镇——这次是永久性的。
英国委任统治的最后一天，巴勒斯坦内战也告一段落。1948年5月14日，巴勒斯坦犹太人宣布建国，自此以后他们将被称为以色列人。战败的阿拉伯人没有国家来尊崇他们的巴勒斯坦身份，他们将所有的信任寄托在阿拉伯邻国身上。后者正在巴勒斯坦边境集结军队，等待英国人最后撤离。正如之前承诺的那样，英国人于5月14日站完了“最后一班岗”，降下国旗登船离去，将他们在巴勒斯坦制造的一切悲剧都抛在了身后。
阿拉伯国家在第一次阿以战争前夕已然完全陷入混乱。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面临一个严肃的两难选择。一方面，他们将巴勒斯坦发生的冲突视为阿拉伯人共同的事业，感觉有道德义务进行干预，并保护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同胞；所有阿拉伯国家在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框架内协调行动这一事实，更强化了这一点。另一方面，每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他们是以埃及人、约旦人、叙利亚人而非阿拉伯人的身份参战。他们将阿拉伯国家的内部竞争也带到了战场之上。阿拉伯国家最终参战与其说是为了拯救阿拉伯巴勒斯坦，不如说是为了防止改变阿拉伯世界现有的势力均衡。
因此，阿拉伯联军参加巴勒斯坦战争的目的基本上是消极的：防止在他们中间建立起一个外来的犹太国家，防止外约旦扩张至巴勒斯坦，同时防止穆夫提侯赛尼成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巴勒斯坦国家。基于这样的战争目标，阿拉伯军队被决意要建立自己国家的犹太军队完全打垮也就不足为奇了。
阿拉伯世界的政客们完全忽视了那个仍启发着如此众多民众的更广大的阿拉伯民族。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战争中）灾难性的表现已然揭示了他们政治的破产。也正因如此，阿莱米和祖雷克提出的补救方案，即一个由被解放的公民所组成、以统一的力量来面对现代世界诸多挑战的更广阔的阿拉伯民族，才会打动许多的阿拉伯人，成为他们解决积弱现状的主要方案。巴勒斯坦的教训表明，在分裂的状况下阿拉伯人必将衰落，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希望承受现代世界的挑战。
分别于1949年、1952年、1958年在叙利亚、埃及和伊拉克上台的年轻军官们与英国或法国并没有联系，相反他们转向了新的世界强权——美国及其超级大国对手苏联。这是帝国时代的结束，也是冷战新时代的开端。阿拉伯人不得不适应一套新的游戏规则。
第十章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起
在20世纪50年代剩余的岁月中，法国放弃了阿拉伯世界，开始全力支持以色列。事实上，苏伊士运河危机结束伊始，法国就开始给以色列人提供武器，并帮助后者建立了核项目。1957年，法国向以色列提供了一座两倍于其原先承诺容量的反应堆。
这套信条于1957年1月首次提交给美国国会，后成为冷战在中东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作为遏制苏联在中东地区扩张的一套新的政策倡议，该信条呼吁美国向中东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和军事支持，以帮助这些国家维护其民族独立。更重要的是，艾森豪威尔主义授权“部署美国武装部队来确保和保护地区国家的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免遭国际共产主义控制之下任何国家的公然武装侵犯”。
黎巴嫩成为美国人和纳赛尔主义者争夺的战场，前者试图支持亲西方政权，后者则致力于联合阿拉伯力量反对外部干预。随着议会选举的临近，美国政府担心埃及、叙利亚会支持民族阵线，削弱亲西方的夏蒙的地位。因此，美国人开始插手破坏选举活动。中央情报局提供了巨额资金，以担负夏蒙集团内候选人选举攻势的开销。
在埃及革命的推动下，阿拉伯世界经历了彻底的转型。20世纪50年代，埃及已跃居为该地区最强大的国家，纳赛尔则成为阿拉伯世界无可争议的领袖。
随着1958年埃及和叙利亚合并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纳赛尔的权力也达到顶峰。合并事件在阿拉伯世界引发冲击波，几乎推翻了邻近的黎巴嫩和约旦两国脆弱的政府。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则翘首期盼着约旦哈希姆王室以及黎巴嫩亲西方的基督徒政府的倒台，期待两国加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58年伊拉克革命推翻了巴格达的哈希姆王室，似乎预示着一个全新的阿拉伯秩序的到来——将埃及与新月地区联合起来，在一个团结、进步的阿拉伯超级大国中实现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愿望。在一个短暂、兴奋的时刻，似乎阿拉伯世界将打破那种作为奥斯曼、殖民帝国和冷战时期标志的外部统治的循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
第十一章，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衰落
至20世纪60年代，纳赛尔非凡的胜利进程却戛然而止。1961年，埃及与叙利亚的合并宣告解体，埃及军队深陷也门内战的泥潭。1967年，纳赛尔率领其国家和阿拉伯盟友步入了一场与以色列的灾难性战争。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剩余领土、埃及西奈半岛以及叙利亚戈兰高地的占领，使得解放巴勒斯坦的长久许诺进一步遭遇挫败。1970年纳赛尔去世之际，阿拉伯世界在10年前的种种雄心壮志已然被消磨为一股幻灭与激愤的情绪。
广而言之，那些受西方支持的国家如摩洛哥、约旦、沙特等保守君主国，以及突尼斯、黎巴嫩等自由主义共和国，都被划为“反动”国家（在西方被视为“温和”国家）。革命的阿拉伯国家都与莫斯科结盟，追随后者的社会经济模式。这些国家在阿拉伯世界被称为“进步”国家（在西方则被归为“激进”阿拉伯国家）。起初，“进步”国家的名单十分有限——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但随着阿尔及利亚、也门、利比亚革命的胜利，这一阵营也将有所扩大。
阿尔及利亚获得了独立，但代价是高昂的：阿尔及利亚人口遭遇了大规模的伤亡和流离失所，其规模在阿拉伯历史上前所未有；其经济受到战争的摧残以及撤离中定居者蓄意的破坏；其政治领导层为派系斗争所割裂；其社会也因对于男性和女性在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建设中所应扮演角色的不同期待而发生分裂。但阿尔及利亚很快开始组建政府，并作为一个脱胎于反帝革命斗争的共和国而跻身于进步阿拉伯国家的行列。
艾哈迈德素以冷酷无情著称，因在掌权过程中将其竞争对手囚禁或处决而恶名更著。为了寻求发展支持和军事援助，艾哈迈德抛弃了其父亲的仇外立场，与苏联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1967年战争彻底改变了美国在中东的地位。从那时起，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特殊关系就开始了，这一关系有多好，阿拉伯人对美国的敌意就有多深。双方之间的分歧必然会出现，因为彼此的地缘战略优先关切不同：美国人无法说服阿拉伯人站在自己一边对抗苏联威胁，阿拉伯人也无法让美国人认同他们关于犹太复国主义威胁的看法。
喀土穆峰会因划定了阿拉伯外交中“三不原则”而闻名于世，即不承认犹太国家、不与以色列官员进行谈判、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不缔结和约。
20年以来，巴勒斯坦人始终将他们的事业托付给阿拉伯兄弟，寄希望于通过阿拉伯人的联合行动来实现被占家园的解放。1967年阿拉伯人的集体失败，最终说服巴勒斯坦的民族主义者去把握主导权。受第三世界革命者的启发，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团体发起了自己的武装斗争，其斗争对象不仅是以色列，还包括那些阻碍他们的阿拉伯国家
至1970年，阿拉伯世界彻底分裂为众多维护自身利益的独立国家。1970年之后，阿拉伯国家之间还会有一些高调的统一方案，但没有一个方案对所涉国家的完整性构成挑战，而且没有一个持续下来。
第十二章，石油时代
在现代历史中，石油在阿拉伯人的财富与权力的界定方面超出了任何其他商品的影响力。但石油也象征着某种虚假的权力：石油产出的巨大财富使一个国家更容易遭受外部威胁；石油财富既可用于发展，又可通过军备竞赛和地区冲突而被用于毁灭。石油的作用好坏参半，但最终，在动荡的20世纪70年代，石油没有给阿拉伯国家带来多少安定，甚至反而让整个地区动荡不宁。
1960年9月14日，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委内瑞拉宣布成立石油输出国组织，以欧佩克（OPEC）而闻名。
一个人是无法通过文字、声明、外交准则来改变公众意见的，一个人是通过那些可以直接向每个人内心发出呼声的戏剧性事件来改变公众意见的，人们可以亲自在电视上看到、在广播中听到、在报纸标题上读到这些事件。”
阿拉法特并没有利用联合国讲台向以色列人伸出和平之手，而是以一个夸张的威胁结束了他的讲话：“今天，我来到这里，一手拿着橄榄枝，一手拿着自由战士的枪，不要让橄榄枝从我手中滑落。我再说一遍：不要让橄榄枝从我手中滑落。”
巴以和平的机遇期现在已经结束。1975年4月13日，基督徒民兵在贝鲁特市郊的艾因·鲁曼尼伏击了一辆满载着巴勒斯坦人的大巴，车上28人全部罹难。该事件也成为一场长达15年的内战的开端，这场内战将使黎巴嫩化为一片废墟，也将巴勒斯坦运动逼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
第十三章，伊斯兰的力量
20世纪80年代，一些伊斯兰运动发起武装斗争来推翻世俗统治者或击退外国侵略者。伊斯兰主义者希望建立一个按照伊斯兰法统治的伊斯兰国，他们坚信这是真主的法律。他们的灵感来自1979年伊朗革命的成功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在埃及，一个分裂运动成功地刺杀了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在叙利亚，穆兄会对哈菲兹·阿萨德领导的复兴党政府发动了内战。深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影响的黎巴嫩什叶派武装运动真主党，视美国和以色列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并试图大败两者于黎巴嫩。阿富汗的“圣战”同时针对内部和外部的敌人，打击对象是苏联占领军和公开敌视伊斯兰教的阿富汗共产主义政府。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伊斯兰主义者呼吁对犹太国家展开长期的“圣战”，以在伊斯兰政府的领导下使巴勒斯坦回归伊斯兰世界。真主党在迫使美国全部撤军和以色列重新部署，以及阿富汗“圣战者”在1989年迫使苏联人撤离他们的国家上取得的军事成功，并没有带来他们的理论家所希望的理想的伊斯兰国。黎巴嫩和阿富汗在外敌被迫撤退很久之后仍然深陷内战。
阿拉伯世界各地的伊斯兰主义者对建立伊斯兰国的最终目标采取了长期战略。埃及伊斯兰主义者宰奈卜·安萨里提出13年的准备周期，该周期将不断反复直到绝大多数埃及人支持伊斯兰政府。哈马斯发誓要为解放整个巴勒斯坦而斗争，“不管花多长时间”。伊斯兰国的最终胜利是一项旷日持久的工程，需要耐心。
即便伊斯兰主义者在“真主之道上的斗争”中输掉了一些战斗，但他们仍然相信他们最终会获胜。与此同时，伊斯兰主义团体在重塑阿拉伯社会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伊斯兰主义组织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兴起，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伊斯兰主义价值观在阿拉伯社会蔓延开来，越来越多的年轻男子开始蓄须，越来越多的妇女开始戴头巾、穿着端庄的遮体时装。伊斯兰出版物占据了书店的主要位置。世俗文化被迫退却，伊斯兰复兴方兴未艾，愈发强势，一直持续至今。
伊斯兰主义者从1989年末世界政治的重大变化中获得了勇气。冷战的种种必然如柏林墙一样迅速崩塌。11月9日，柏林墙倒塌，标志着美苏对抗的结束，并迎来了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许多伊斯兰主义者认为苏联政权的崩溃预示着一个新的伊斯兰时代的到来。但现实情况是，他们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单极世界，主导这个世界的是最后一个幸存的超级大国——美利坚合众国。
第十四章，冷战之后
伊拉克曾经以其世俗的价值观、高识字率和两性平等著称，但到1989年已退化为一个恐怖共和国。
更糟糕的是，一些海湾国家的产量远远超过了欧佩克的配额。科威特是违反配额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本·拉登谴责此举是对伊斯兰教的背叛。阿特万记录道：“本·拉登告诉我，沙特政府邀请美国军队来保卫王国和解放科威特的决定是他一生中遭受的最大的冲击。”
第二天，美国发动了“沙漠风暴”行动，对巴格达和伊拉克军队在科威特与伊拉克的营地展开大规模的空中轰炸。
当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美国却援引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似乎这些决议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占领有的是对的，有的是错的；联合国的决议有的具有约束力，有的不具有约束力。对同为占领者的伊拉克和以色列实施了双重标准，这是不言而喻的。
在简要的情报汇报中，特尼特向当选的总统介绍了美国面临的三大威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乌萨马·本·拉登和正在崛起为军事和经济强国的中国。
布什进入椭圆形办公室时，深信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已经得到控制，且似乎并不特别关注本·拉登及其网络所构成的恐怖威胁。在他上任的头9个月里，布什的首要关注是中国。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非同寻常的事件将改变布什的优先事项，并将开启美国现代史上与中东最大程度的接触，这也将是阿拉伯现代史上最为紧张的时刻。
第十五章，21世纪的阿拉伯人
阿拉伯世界的许多人感觉，公元第三个千年的最初十几年，已经像是一个世纪。在20世纪，重大的转折，一个人一辈子才经历一次：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奥斯曼时代的结束和欧洲帝国主义之下现代国家体系的引入；1948年的巴勒斯坦战争既开启了阿以冲突，也开启了中东的冷战；1991年的海湾战争宣告冷战的终结和一个崭新的美国霸权时代的开始。
而这个新千年已然见证了中东两个重大转变时刻：2001年的“9·11”袭击引发了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这两个转折点的到来将决定21世纪中东的面貌。我们依然生活在两者的后续发展之中。在反恐战争和“阿拉伯之春”的压力之下，说2001年9月11日以来的岁月是阿拉伯现代史上最糟糕的时期，毫不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