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
周公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神权退场，这让中国的文化过于早熟；战国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贵族退场，这让中国的政治过于早熟。在三千年前的古人类文明中，只有华夏独自走出了神权的掌控，成为一个“异类”。这是一种过于早熟的世俗文明，一直持续到今日。
本书是关于中国上古时代的文明起源的，始自新石器时代末期（4000余年前），终于商周易代（殷周革命），时间跨度一千余年。
后冈祭祀坑中的戍嗣子一家人可能也是被纣王杀戮献祭的。杀祭地点在戍嗣子的家宅或附近，操办和参加祭礼的是商朝贵族，给了死者一点宽待，但仍按照惯例烹食了很多被献祭的人，尤其是婴儿和幼儿。
“卯”是把人或牲畜对半剖开、悬挂的祭祀方式；“羌”是当时的晋陕土著人群，商王祭祀最常使用羌人。
周灭商后，人祭被周人消除，但周人并未开创一种新的宗教，而是采用世俗的人文主义立场，与极端宗教行为保持距离，不允许其干预现实生活，所谓“敬鬼神而远之”。这奠定了后世中国的文化基础。
从龙山时代、夏代（洛阳二里头古城）到商代，是华夏文明的最初阶段，可以称之为“华夏旧文明”。在周族崛起并灭商后，周公旦一代人迅速废除了人祭宗教，并抹去了与此相关的文献与记忆，进而开创了和平、宽容的“华夏新文明”，一直延续至今。
进入新石器时代，人类才有了农业和定居生活，不再像野生动物一样四处流动觅食。这是距今约一万年前开始的变化。
在千年的维度上，很多变化都是缓慢的。各种技艺的水平，如农作物种植、家畜养殖、制陶、纺织等，一直在缓慢提高着，人口或村落的总量也在缓慢增长。但这些都是量变，而非质变。
越是偏僻、交通不便的地方，小型共同体越容易维持，而缺乏天险环境中的人群更容易被裹挟进更大的共同体。
据说，商人始祖是一名叫简狄的女子，有次在野外洗澡时，她见到玄鸟产下一枚卵，就吞了下去，结果生下儿子契，繁衍出后来的商族。上古时代，常有女子未婚生育的神话，据说这是母系时代“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特征。周族史诗也是如此，他们的女性始祖姜嫄在荒野踩到巨人脚印而怀孕，生下弃（后稷），从而繁衍出周族。
牵着牛车到远方贸易挣钱孝敬父母：“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尚书·酒诰》）
商朝灭亡后，很多商族人从事的便是贸易行业，所以，在部族、王朝之名外，“商”还衍变为行业、职业之名，结果，本来代表贸易的“贾”字被“商”所取代。
在早期商族的畜牧迁徙和商贸生活中，也可能有一些农业经济
商代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奇异的一段，如果将其分成早、中、晚三期，人们最熟悉的是晚商（殷墟阶段）。殷墟发掘最早，有精致的青铜器、甲骨文和大规模杀祭场。
但其实，早商的奇迹更多，它在二百年左右的时间里创造的成就，其后一千年都难以再现。那是一种几乎抵达秦汉大一统王朝的气象。
约3500年前（盘龙城文化四期），一支商人远征队出现在盘龙城繁忙的陶器码头。他们装备着锋利的青铜兵器，如矛、戈、刀、钺、弓矢等，而满身烟尘的土著却只能任由外来者安营扎寨，发号施令。南中国长江流域最早的冶铜基地和铜交易中心，就这样出现了。
商代女性贵族普遍饮酒，甚至参加战争。和台西遗址基本同时，殷墟妇好的墓葬也随葬了大量酒器和兵器，并且，甲骨文中还有妇好带领军队远征的记载。
有些骨头，特别是股骨上，有敲砸和刀砍断痕，可能是敲骨吸髓所致。约一半骨头被烧过，应是烧烤食用。发掘报告推测，当时这里应该存在食人风俗，战俘或奴隶可能会被杀死后肢解分食。
在商人的观念里，喜怒无常的诸神主宰着人世间，所以为了推动迁都，盘庚的讲话所表达的神权理念非常直白，充满着恐吓和威胁，不仅距离儒家描述的古圣先贤实在太远，也突破了后人对上古时代的想象力。
两百多年后，商朝灭亡，当周公旦提出搬迁殷都的要求时，他也将和盘庚王一样，对殷商贵族发布一番动员讲话。而殷都的诞生与毁灭，就在盘庚和周公的这两次讲话之间。
假设一位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如孟子或者荀子，亲身访问商朝，其所见所闻将会彻底颠覆那些从史书中获得的认识。现代考古学也只是揭开了真实商代的一个小角，不仅如此，如何解读考古发现甚至复原真正的商文化，却是更加困难的工作。
在商人的眼里，世界是冷酷的，充满暴力、杀戮、掠夺和不安全。他们不认为鬼神有明确的善恶观念，或者说，商人本没有明确的善恶观念，自然也不会想象鬼神能有。商人认为鬼神会随时、随意给任何人降下灾难，大到灾荒和战乱，小到生活中的各种不如意，都有鬼神在背后操纵，即便是商王也难免。
如“教”字，甲骨文写作：右边是攵，手拿一根棍子；左上是“爻”，一种用摆放草棍计数的方式；下面是“子”，也就是幼儿。顾名思义，用棍子督促孩子学习算数，就是教。
大约和盘庚王迁往殷都同时，在中东地区，古埃及和古赫梯两国发生了一场著名的大战——卡迭石战役，双方投入的马拉战车均超过一千辆。这次战役被古埃及文和赫梯人的楔形文字记录了下来。两相比较，商代的战车数量应该还达不到这种规模。
这种规则之下，商王需要直接管理的王朝事务比较少，其最重要的事务是组织祭祀和战争，而商人各宗族则承担提供祭祀贡品和战争兵员（自带装备）的任务。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正是家族分封制而非官僚帝制时代的规则。
由此，商人征服者难免和当地人互相侵染、同化，从而丢掉商人的精神内核——勇武和人祭宗教，甚至接受诡异的异族宗教。这是盘龙城发生过的教训。更不可容忍的是，南土的异族文化还向郑州都城倒流，污染商朝王室，引发了王朝内战——九世之乱。外来精神污染虽然最终被肃清，但早商的扩张成果也大半化为泡影。
甲骨文的“学”字，写作，上面是两手在摆放计数的草棍（爻），下面是一所房子，意为“学习算数的地方
甲骨H11:1记载，癸巳日占卜如何祭祀“文武帝乙宗”（纣王父亲帝乙的宗庙），同时占卜是否适合一起祭祀成唐（成汤，商朝开国之王，生日也是乙日），方式则是“报”祭（可能是在大鼎里煮熟）两名女子，还有猪和羊各三头，用血献祭。
但即便如此，仍有些蛛丝马迹被保留了下来，这便是文王周昌创作的《易经》。周昌一直生活在暗黑的商代，没能等到商朝灭亡便已死去，但他在《易经》里给后人留下了很多珍贵的记录，其中就包括商人的血祭仪式和周族充当人牲捕猎者的经验。
自亶父迁居周原，周人一直为商朝捕猎羌人，所以周昌在研究《易经》占算方法时，很关注预测捕俘的结果。
全是捕俘技术的，是需卦。周人捕猎俘虏的经验，在需卦中有很多记载。“需”通“须”，字意是等待。这个卦主要是有关设伏和诱敌的技巧的。
《易经》里为何会有这么多周人生活的真实记录？这便涉及周昌创作《易经》的目的：研究各种事物背后的因果联系，最终建立一套翦商的理论和操作方法。
九三爻曰：“小人用壮，君子用罔。”意思是，对地位低的羌人（小人），可以打伤以后俘获（用壮），但对于部族的酋长（君子），最好用猎网捕获，以避免其受伤。这自然是因为，在商人那里，人牲的地位越高越珍贵，最好保证其无伤损。
“荐”是指杀人献祭，后世“荐俘”一词即从此来，如《逸周书·世俘》有“荐俘殷王鼎”。但观卦的内容有点奇特：这次不知何故，在“盥”的程序后，却迟迟没有开始杀俘，所谓“盥而不荐”。这应该是周昌初次参加殷都的献祭仪式，虽不懂其中的操作原理，但却在紧张等待中牢牢地记下了自己的见闻。
关于周昌在殷都的遭遇，古书记载较多，但从未提及他的儿子们。文王最年长的四个儿子分别是长子伯邑考、武王周发、周公旦、管叔周鲜。从常识推测，当周昌获准前往殷都时，因长子伯邑考要代理周族事务，周昌或许带上了另一个儿子出行；而当他被捕的消息传回周原，伯邑考和两个弟弟应该也会带着行贿的礼物赶往殷都。
关于周昌在殷都的遭遇，古书记载较多，但从未提及他的儿子们。文王最年长的四个儿子分别是长子伯邑考、武王周发、周公旦、管叔周鲜。从常识推测，当周昌获准前往殷都时，因长子伯邑考要代理周族事务，周昌或许带上了另一个儿子出行；而当他被捕的消息传回周原，伯邑考和两个弟弟应该也会带着行贿的礼物赶往殷都。
卦爻辞纷繁杂乱的现象背后，其实是周昌对世界运行规律的探索，通过卦象排列组合的变化，他发现，现有的世界秩序不是永恒的，而是可以改变的。尤为重要的是，商朝的统治也是如此。
上古时代，人们曾发明一种用草或竹子的小棍来算数的方法：把它们在地上摆放成不同的形状，用以代表不同的数字，然后进行计算，有点类似后世的算盘。用来计数的竹棍，叫“策”或“筹”，比如，流传下来的古语中就有“运筹”和“策划”等。
这种思维方式可谓石破天惊。当时的人还没有走出神权时代，普遍认为世间一切都被天界的鬼神主宰：商王家族世代向上帝和诸神献祭，从而得到天界的福佑，因此和商朝作对，就意味着违反鬼神世界的意志，不可能成功。
宜”，甲骨文字形像案板上放着切碎的肉，即剁成肉酱；“咸”，甲骨文字形像钺和一张嘴，表示剁肉吃。看来，这位“无敄”和“梅伯”的下场一样，被剁成肉酱吃掉了。
在甲骨文中，“史”是一个非常尊贵的字，写作，造型是手拿着一支笔，上面是一张嘴，象征用笔把口头指令记录下来。
在那个时代，人们制造鬼神，被鬼神主宰拨弄，但又逐渐心有不甘。这已不全然是神话时代，已经具有“文明”的一切要素，虽然这“文明”仍在血污与恐怖中挣扎。
周文化和商文化很不同，族群性格也差别很大。商人直率冲动，思维灵活跳跃，有强者的自信和麻木；周人则隐忍含蓄，对外界更加关注和警觉，总担心尚未出现的危机和忧患。这是他们作为西陲小邦的生存之道。而在阴谋翦商的十余年里，这种个性更是表现得无以复加。
连比干怀孕的妻子也难逃一死，甚至腹中胎儿还被扯出来让纣王检视：“纣剖比干妻以视其胎。”
可以说，这场战斗从一开始，武王一方就没有任何章法和战术可言。
但商军阵列却突然自行解体，变成了互相砍杀的人群。或许是看到周军义无反顾的冲锋，商军中的密谋者终于鼓起勇气，倒戈杀向纣王中军。接着，西土联军全部投入了混战。
当淡淡的阳光穿透晨雾洒向原野间的纵横尸骸，近六百年的商王朝已经终结。太公则在那个黎明变成一只鹰盘旋在牧野上空，而积云散去的清晨，自此被周人称作“清明”。
伴随着周人大分封运动的，是广泛而持续的民族融合。由此，新的华夏族逐渐成形。
这和周人传统的“同姓不婚”（族外婚）习俗有直接关系。周人的“姓”是区别种族血缘的概念，
就这样，随着统治阶层的繁衍，周朝特色的贵族制度逐渐得以形成，其中，最首要的是“宗法”家族制，核心则是嫡长子一系的独尊地位。
周公的“改制”恭敬地解除了上帝和诸神对世间的掌控，把他们奉送到距离尘世极为遥远的彼岸世界。诸神远行似乎也带走了一切奇伟莫测，留给人间的只有平庸的平和，以及残留着种种传说的巨大废墟。不过，诸神及其神迹并未消失，只是它们不再返回东亚，而在此后的美洲大陆上，玛雅和阿兹特克等文明将相继繁荣，且伴随着盛大的人祭仪式以及精美的图画文字、石雕和巍峨的金字塔神庙。
此外，商人还探索了古中国的诸多地域，甚至研究过人骨的各种利用方式，但随着商朝覆亡，这种探索精神和技术狂热也消失了，或者沦为被上层社会漠视的末流小技，在其后的三千年里一直未能复兴。即便作为商王室传人的宋国，也未能保留这些特质。
商文明很复杂，有着残酷、奔放、奇幻和科技理性等诸多层面，以及那些我们已经无法认知的部分。只是早在三千年前，它们就已经被彻底忘却。
从孕育到成熟，华夏旧文明跨越两千年。和同期的其他古代人类文明一样，它们都属于神权与王权合一、宗教主导的社会。如果一直延续下去，历史将充斥族群壁垒、杀戮与献祭。
在三千年前的古人类文明中，只有华夏独自走出了神权的掌控，成为一个“异类”。这是一种过于早熟的世俗文明，一直持续到今日。
孔子和儒家最推崇周公，而周公思想是儒家文化的源头。周公思想的产生和形成，主要源于对人祭宗教的恐惧，以及消灭人祭宗教的需要。这是后人从未堪破的秘密。
周公在事实上扭转了历史进程，改变了人们的认知；孔子则把这一切文本成果汇总起来，形成盖棺定论的“六经”经典，传递给后世：华夏文明的源头就是如此，再无其他。
概而言之，周公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神权退场，这让中国的文化过于“早熟”；战国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贵族退场，这让中国的政治过于“早熟”。而在其他诸人类文明中，神权和贵族政治的退场，都发生在公元1500年之后的所谓近现代时期。
进入人祭的领域后，我最关注的，其实是哪些古人群没有人祭遗存，或者比较少。我宁愿相信陶寺和二里头古国的人祭都不太多，也认为商朝中期还曾发生过一场反人祭的上层宗教改革。证据也许还不算多，但总应该有那么一点东西，让人维持哪怕微茫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