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
周公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神权退场,这让中国的文化过于早熟;战国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贵族退场,这让中国的政治过于早熟。在三千年前的古人类文明中,只有华夏独自走出了神权的掌控,成为一个“异类”。这是一种过于早熟的世俗文明,一直持续到今日。
本书是关于中国上古时代的文明起源的,始自新石器时代末期(4000余年前),终于商周易代(殷周革命),时间跨度一千余年。
后冈祭祀坑中的戍嗣子一家人可能也是被纣王杀戮献祭的。杀祭地点在戍嗣子的家宅或附近,操办和参加祭礼的是商朝贵族,给了死者一点宽待,但仍按照惯例烹食了很多被献祭的人,尤其是婴儿和幼儿。
“卯”是把人或牲畜对半剖开、悬挂的祭祀方式;“羌”是当时的晋陕土著人群,商王祭祀最常使用羌人。
周灭商后,人祭被周人消除,但周人并未开创一种新的宗教,而是采用世俗的人文主义立场,与极端宗教行为保持距离,不允许其干预现实生活,所谓“敬鬼神而远之”。这奠定了后世中国的文化基础。
从龙山时代、夏代(洛阳二里头古城)到商代,是华夏文明的最初阶段,可以称之为“华夏旧文明”。在周族崛起并灭商后,周公旦一代人迅速废除了人祭宗教,并抹去了与此相关的文献与记忆,进而开创了和平、宽容的“华夏新文明”,一直延续至今。
进入新石器时代,人类才有了农业和定居生活,不再像野生动物一样四处流动觅食。这是距今约一万年前开始的变化。
在千年的维度上,很多变化都是缓慢的。各种技艺的水平,如农作物种植、家畜养殖、制陶、纺织等,一直在缓慢提高着,人口或村落的总量也在缓慢增长。但这些都是量变,而非质变。
越是偏僻、交通不便的地方,小型共同体越容易维持,而缺乏天险环境中的人群更容易被裹挟进更大的共同体。
据说,商人始祖是一名叫简狄的女子,有次在野外洗澡时,她见到玄鸟产下一枚卵,就吞了下去,结果生下儿子契,繁衍出后来的商族。上古时代,常有女子未婚生育的神话,据说这是母系时代“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特征。周族史诗也是如此,他们的女性始祖姜嫄在荒野踩到巨人脚印而怀孕,生下弃(后稷),从而繁衍出周族。
牵着牛车到远方贸易挣钱孝敬父母:“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尚书·酒诰》)
商朝灭亡后,很多商族人从事的便是贸易行业,所以,在部族、王朝之名外,“商”还衍变为行业、职业之名,结果,本来代表贸易的“贾”字被“商”所取代。
在早期商族的畜牧迁徙和商贸生活中,也可能有一些农业经济
商代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奇异的一段,如果将其分成早、中、晚三期,人们最熟悉的是晚商(殷墟阶段)。殷墟发掘最早,有精致的青铜器、甲骨文和大规模杀祭场。
但其实,早商的奇迹更多,它在二百年左右的时间里创造的成就,其后一千年都难以再现。那是一种几乎抵达秦汉大一统王朝的气象。
约3500年前(盘龙城文化四期),一支商人远征队出现在盘龙城繁忙的陶器码头。他们装备着锋利的青铜兵器,如矛、戈、刀、钺、弓矢等,而满身烟尘的土著却只能任由外来者安营扎寨,发号施令。南中国长江流域最早的冶铜基地和铜交易中心,就这样出现了。
商代女性贵族普遍饮酒,甚至参加战争。和台西遗址基本同时,殷墟妇好的墓葬也随葬了大量酒器和兵器,并且,甲骨文中还有妇好带领军队远征的记载。
有些骨头,特别是股骨上,有敲砸和刀砍断痕,可能是敲骨吸髓所致。约一半骨头被烧过,应是烧烤食用。发掘报告推测,当时这里应该存在食人风俗,战俘或奴隶可能会被杀死后肢解分食。
在商人的观念里,喜怒无常的诸神主宰着人世间,所以为了推动迁都,盘庚的讲话所表达的神权理念非常直白,充满着恐吓和威胁,不仅距离儒家描述的古圣先贤实在太远,也突破了后人对上古时代的想象力。
两百多年后,商朝灭亡,当周公旦提出搬迁殷都的要求时,他也将和盘庚王一样,对殷商贵族发布一番动员讲话。而殷都的诞生与毁灭,就在盘庚和周公的这两次讲话之间。
假设一位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如孟子或者荀子,亲身访问商朝,其所见所闻将会彻底颠覆那些从史书中获得的认识。现代考古学也只是揭开了真实商代的一个小角,不仅如此,如何解读考古发现甚至复原真正的商文化,却是更加困难的工作。
在商人的眼里,世界是冷酷的,充满暴力、杀戮、掠夺和不安全。他们不认为鬼神有明确的善恶观念,或者说,商人本没有明确的善恶观念,自然也不会想象鬼神能有。商人认为鬼神会随时、随意给任何人降下灾难,大到灾荒和战乱,小到生活中的各种不如意,都有鬼神在背后操纵,即便是商王也难免。
如“教”字,甲骨文写作:右边是攵,手拿一根棍子;左上是“爻”,一种用摆放草棍计数的方式;下面是“子”,也就是幼儿。顾名思义,用棍子督促孩子学习算数,就是教。
大约和盘庚王迁往殷都同时,在中东地区,古埃及和古赫梯两国发生了一场著名的大战——卡迭石战役,双方投入的马拉战车均超过一千辆。这次战役被古埃及文和赫梯人的楔形文字记录了下来。两相比较,商代的战车数量应该还达不到这种规模。
这种规则之下,商王需要直接管理的王朝事务比较少,其最重要的事务是组织祭祀和战争,而商人各宗族则承担提供祭祀贡品和战争兵员(自带装备)的任务。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正是家族分封制而非官僚帝制时代的规则。
由此,商人征服者难免和当地人互相侵染、同化,从而丢掉商人的精神内核——勇武和人祭宗教,甚至接受诡异的异族宗教。这是盘龙城发生过的教训。更不可容忍的是,南土的异族文化还向郑州都城倒流,污染商朝王室,引发了王朝内战——九世之乱。外来精神污染虽然最终被肃清,但早商的扩张成果也大半化为泡影。
甲骨文的“学”字,写作,上面是两手在摆放计数的草棍(爻),下面是一所房子,意为“学习算数的地方
甲骨H11:1记载,癸巳日占卜如何祭祀“文武帝乙宗”(纣王父亲帝乙的宗庙),同时占卜是否适合一起祭祀成唐(成汤,商朝开国之王,生日也是乙日),方式则是“报”祭(可能是在大鼎里煮熟)两名女子,还有猪和羊各三头,用血献祭。
但即便如此,仍有些蛛丝马迹被保留了下来,这便是文王周昌创作的《易经》。周昌一直生活在暗黑的商代,没能等到商朝灭亡便已死去,但他在《易经》里给后人留下了很多珍贵的记录,其中就包括商人的血祭仪式和周族充当人牲捕猎者的经验。
自亶父迁居周原,周人一直为商朝捕猎羌人,所以周昌在研究《易经》占算方法时,很关注预测捕俘的结果。
全是捕俘技术的,是需卦。周人捕猎俘虏的经验,在需卦中有很多记载。“需”通“须”,字意是等待。这个卦主要是有关设伏和诱敌的技巧的。
《易经》里为何会有这么多周人生活的真实记录?这便涉及周昌创作《易经》的目的:研究各种事物背后的因果联系,最终建立一套翦商的理论和操作方法。
九三爻曰:“小人用壮,君子用罔。”意思是,对地位低的羌人(小人),可以打伤以后俘获(用壮),但对于部族的酋长(君子),最好用猎网捕获,以避免其受伤。这自然是因为,在商人那里,人牲的地位越高越珍贵,最好保证其无伤损。
“荐”是指杀人献祭,后世“荐俘”一词即从此来,如《逸周书·世俘》有“荐俘殷王鼎”。但观卦的内容有点奇特:这次不知何故,在“盥”的程序后,却迟迟没有开始杀俘,所谓“盥而不荐”。这应该是周昌初次参加殷都的献祭仪式,虽不懂其中的操作原理,但却在紧张等待中牢牢地记下了自己的见闻。
关于周昌在殷都的遭遇,古书记载较多,但从未提及他的儿子们。文王最年长的四个儿子分别是长子伯邑考、武王周发、周公旦、管叔周鲜。从常识推测,当周昌获准前往殷都时,因长子伯邑考要代理周族事务,周昌或许带上了另一个儿子出行;而当他被捕的消息传回周原,伯邑考和两个弟弟应该也会带着行贿的礼物赶往殷都。
关于周昌在殷都的遭遇,古书记载较多,但从未提及他的儿子们。文王最年长的四个儿子分别是长子伯邑考、武王周发、周公旦、管叔周鲜。从常识推测,当周昌获准前往殷都时,因长子伯邑考要代理周族事务,周昌或许带上了另一个儿子出行;而当他被捕的消息传回周原,伯邑考和两个弟弟应该也会带着行贿的礼物赶往殷都。
卦爻辞纷繁杂乱的现象背后,其实是周昌对世界运行规律的探索,通过卦象排列组合的变化,他发现,现有的世界秩序不是永恒的,而是可以改变的。尤为重要的是,商朝的统治也是如此。
上古时代,人们曾发明一种用草或竹子的小棍来算数的方法:把它们在地上摆放成不同的形状,用以代表不同的数字,然后进行计算,有点类似后世的算盘。用来计数的竹棍,叫“策”或“筹”,比如,流传下来的古语中就有“运筹”和“策划”等。
这种思维方式可谓石破天惊。当时的人还没有走出神权时代,普遍认为世间一切都被天界的鬼神主宰:商王家族世代向上帝和诸神献祭,从而得到天界的福佑,因此和商朝作对,就意味着违反鬼神世界的意志,不可能成功。
宜”,甲骨文字形像案板上放着切碎的肉,即剁成肉酱;“咸”,甲骨文字形像钺和一张嘴,表示剁肉吃。看来,这位“无敄”和“梅伯”的下场一样,被剁成肉酱吃掉了。
在甲骨文中,“史”是一个非常尊贵的字,写作,造型是手拿着一支笔,上面是一张嘴,象征用笔把口头指令记录下来。
在那个时代,人们制造鬼神,被鬼神主宰拨弄,但又逐渐心有不甘。这已不全然是神话时代,已经具有“文明”的一切要素,虽然这“文明”仍在血污与恐怖中挣扎。
周文化和商文化很不同,族群性格也差别很大。商人直率冲动,思维灵活跳跃,有强者的自信和麻木;周人则隐忍含蓄,对外界更加关注和警觉,总担心尚未出现的危机和忧患。这是他们作为西陲小邦的生存之道。而在阴谋翦商的十余年里,这种个性更是表现得无以复加。
连比干怀孕的妻子也难逃一死,甚至腹中胎儿还被扯出来让纣王检视:“纣剖比干妻以视其胎。”
可以说,这场战斗从一开始,武王一方就没有任何章法和战术可言。
但商军阵列却突然自行解体,变成了互相砍杀的人群。或许是看到周军义无反顾的冲锋,商军中的密谋者终于鼓起勇气,倒戈杀向纣王中军。接着,西土联军全部投入了混战。
当淡淡的阳光穿透晨雾洒向原野间的纵横尸骸,近六百年的商王朝已经终结。太公则在那个黎明变成一只鹰盘旋在牧野上空,而积云散去的清晨,自此被周人称作“清明”。
伴随着周人大分封运动的,是广泛而持续的民族融合。由此,新的华夏族逐渐成形。
这和周人传统的“同姓不婚”(族外婚)习俗有直接关系。周人的“姓”是区别种族血缘的概念,
就这样,随着统治阶层的繁衍,周朝特色的贵族制度逐渐得以形成,其中,最首要的是“宗法”家族制,核心则是嫡长子一系的独尊地位。
周公的“改制”恭敬地解除了上帝和诸神对世间的掌控,把他们奉送到距离尘世极为遥远的彼岸世界。诸神远行似乎也带走了一切奇伟莫测,留给人间的只有平庸的平和,以及残留着种种传说的巨大废墟。不过,诸神及其神迹并未消失,只是它们不再返回东亚,而在此后的美洲大陆上,玛雅和阿兹特克等文明将相继繁荣,且伴随着盛大的人祭仪式以及精美的图画文字、石雕和巍峨的金字塔神庙。
此外,商人还探索了古中国的诸多地域,甚至研究过人骨的各种利用方式,但随着商朝覆亡,这种探索精神和技术狂热也消失了,或者沦为被上层社会漠视的末流小技,在其后的三千年里一直未能复兴。即便作为商王室传人的宋国,也未能保留这些特质。
商文明很复杂,有着残酷、奔放、奇幻和科技理性等诸多层面,以及那些我们已经无法认知的部分。只是早在三千年前,它们就已经被彻底忘却。
从孕育到成熟,华夏旧文明跨越两千年。和同期的其他古代人类文明一样,它们都属于神权与王权合一、宗教主导的社会。如果一直延续下去,历史将充斥族群壁垒、杀戮与献祭。
在三千年前的古人类文明中,只有华夏独自走出了神权的掌控,成为一个“异类”。这是一种过于早熟的世俗文明,一直持续到今日。
孔子和儒家最推崇周公,而周公思想是儒家文化的源头。周公思想的产生和形成,主要源于对人祭宗教的恐惧,以及消灭人祭宗教的需要。这是后人从未堪破的秘密。
周公在事实上扭转了历史进程,改变了人们的认知;孔子则把这一切文本成果汇总起来,形成盖棺定论的“六经”经典,传递给后世:华夏文明的源头就是如此,再无其他。
概而言之,周公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神权退场,这让中国的文化过于“早熟”;战国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贵族退场,这让中国的政治过于“早熟”。而在其他诸人类文明中,神权和贵族政治的退场,都发生在公元1500年之后的所谓近现代时期。
进入人祭的领域后,我最关注的,其实是哪些古人群没有人祭遗存,或者比较少。我宁愿相信陶寺和二里头古国的人祭都不太多,也认为商朝中期还曾发生过一场反人祭的上层宗教改革。证据也许还不算多,但总应该有那么一点东西,让人维持哪怕微茫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