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杭州》
阅读一座城市的历史，会让人获得另一种时间感，你可以从任何一个段落回忆过往或眺望未来。如果你恰巧是一个正生活在这里的人，城市的历史将让你产生身不由己的连接。
读后感
多年前杭州专门因为G20推出了《杭州简史》一书，当时看完觉得颇有收获。这次看到微信读书推荐的《人间杭州》马上就有了兴趣，作者是著名的财经作家吴晓波，代表作《激荡三十年》很多人可能都听过。这本书跳出作者一贯的商业视角，而是以人文角度，以杭州的人角度在感受和体会这座城市。看书的时候，你可能会发出很多“哦，原来是这样啊”的感叹。
原来在遥远的夏商周时期，杭州还隶属属于天下九州之一的扬州。原来余杭是来源于“禹杭”。原来如今房价上天的滨江西兴街道正是当年吴越争霸，范蠡送西施入吴的渡口。原来钱唐之名自秦才有。原来是慧理和尚给第一次杭州注入了城市灵魂“灵隐”。原来西湖最早叫钱塘湖，是东汉时兴修水利，从钱塘江隔出的一个泻湖，而曲院风荷最早是人们酿酒的地方。原来日本的茶道是源自径山寺。原来西湖的名字是白居易起的，而如今的白堤其实不是白居易的白堤。原来钱镠的吴越王是灭唐的朱温封的。原来钱学森、钱伟长都是钱镠的后人，钱家是杭州的千年士族。原来三潭印月是苏轼担心人们围湖造田，侵占湖面才造的。原来葱包桧儿这名字还和秦桧有关。原来易安居士李清照在西湖边的马塍路住了二十年却过眼西湖无一句。原来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最多的城市就是杭州。原来雷峰塔是被倭寇焚毁的。原来灵隐寺里的云林禅寺，是因为康熙写错了字。原来毛泽东在西子宾馆住了五百多天。原来是王国平决定拆除环西湖的政府机构，免费开放西湖，实现了“还湖于民”。原来杭州是一座属于平民的城市。
摘录
每个城市都有很多灵魂
松木场，明清的时候，这里是秋决犯人的刑场。
金祝路，1130年，元兵进入临安的时候，城里有军民反抗，带头的是两个叫金胜和祝威的下级军尉，为了纪念他们，杭州人建了一个义士祠，它早就不见了，就留下了一个路名。
马塍chéng路，是吴越国时候，钱镠养军马的地方，南宋时是一个热闹的花市。
李清照在马塍路住了二十多年，没有为西湖写下一句诗词。
坝子桥，是京杭大运河最南端的标志之一。
任何一座城市，与其说存在于空间，不如说存在于时间，而时间本无意义，仅仅因为灵魂们的出没而得以呈现不同的叙述价值。
从一千多年前至今，杭州就一直是一座属于新型中产阶级的消费型城市，自然的美好风景、复杂的人文历史与商业的繁荣天衣无缝的交融在一起。
史学界有一个常识，作为四大古老文明之一的华夏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历史约为3000年。然而，近数十年来，长江中上游的三星堆和下游良渚文明的发现，让这一常识面临致命的挑战。
这个时候，如果良渚王向西眺望，穿越到7000公里之外，他会在幼发拉底河下游的一个河谷“看见”另外一座城市的存在。在西方文明史上，它被叫作乌鲁克，是人类历史上的“城市之母”。
古书《说文》中解释“杭”，只有很简洁的一句话：“杭，渡也。”把这个字解开来，左边是个“木”，右边是个“亢”。“亢”字很古老，在甲骨文里就有了，指的是人的咽喉。
到1350年，画家黄公望在六张宣纸上画了一幅约七米长的山水长卷《富春山居图》，这可能是中国最著名的山水画了。此画数百年间被人巧取豪夺，到1949年，一分为二，半截藏在台北，半截留于大陆，竟成了两岸分离的一个沉默的见证者。
治水既成，大禹部落的统治疆域也就逐渐形成了。约公元前2070年，禹受禅让为帝，建立夏朝，定都阳城。
大禹把天下分为九州，基本上确立了以后2000年华夏帝国的治理空间，其中的很多名称至今仍在使用，比如豫、冀、扬、荆等。今日杭州所在的区域地处王朝的东南隅，隶属于扬州。
大禹去会稽山，必须要经过钱塘江，传说他至此造舟以渡，就留下一个地名，叫“禹杭”，千百年后，口语相传，讹“禹”为“余”，是为“余杭”。
夏、商、周三朝，杭地都属扬州管辖。
春秋时期，天下诸侯攻伐，杭地的北面是吴，国都在苏州，东南面是越，国都在会稽。钱塘江是越国的天然屏障，江南的渡口是西兴[8]，江北的渡口是柳浦[9]。公元前6世纪，吴越争霸，打了二十多年。
（其实吴国是晋国小弟，越国是楚国小弟，打得是代理人战争，越国虽然赢了吴国，但最后大哥楚国翻脸，被吞并）
今日杭城东南有一个小山脉，据传当年为吴国的西部边境，迄今叫吴山。山上为传奇的吴国大臣伍子胥建了一个子胥祠，还把他封为钱塘潮的“潮神”。由此看来，杭人还是跟苏州人更亲近一些。
因钱塘江多次改道及围垦，今天的西兴古镇距离江面已有四公里之远。
秦推行郡县制，杭地属会稽郡，从此有了一个县名，叫钱唐。
公元前210年的十月，它又迎来了一个堪比帝禹的大人物，那就是秦始皇。
始皇此次莅临，在杭州留下了一处遗迹，便是宝石山麓的“始皇缆船石”，据传他在附近泊舟，系缆绳于一块大石头上。
在唐代之前，西湖还没有被白居易和苏东坡们点化，并不出名，甚至连西湖这个名词都没有出现。而灵隐寺则已经声名远播了，它可以说是杭州的第一个文化核心。
种下灵隐这颗文化种子的，是一位叫慧理的和尚。
他是在东晋咸和初年（326年）来到东土，由中原云游南下，328年，到了钱唐的武林山。他望着一座奇石独秀的山峰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话。
此乃中天竺国灵鹫山一小岭，不知何时飞来？
佛在世日，多为仙灵所隐。
而慧理五刹的修建，则打造出一个至高无上的文化地标，从此，这座城市有了灵魂，古杭州正式进入中国文化地理史的叙述范畴。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据传，慧理当年经常晏坐在龙泓洞口的一块岩石上冥思，后人称之为理公岩。人们又在岩上建了一座高约八米、六面七层的理公塔。
东汉时期，时人兴修水利，从宝石山至万松岭修筑了一条海塘，从此出现了一片与江海隔断的泻湖。这便是日后滋润杭州千年的西湖。因为它是从钱塘江隔绝出来的，就被叫作钱塘湖。很长的时间里，农民在湖里种植茭莲，在水浅的地方围湖造田，湖水用来饮用和酿酒。“西湖十景”之一的曲院风荷，“曲”字原为“麯”，便是酿米酒的地方。
到了天下纷乱的三国，东吴割据江南约半个世纪，国主孙权一族出身钱唐附近的富春县。今天富阳龙门古镇的居民，仍以孙氏后裔自居。
3世纪末至4世纪初，统一了三国的晋朝爆发“八王之乱”，匈奴趁机内侵，北方陷入空前的兵祸。317年，士人大族“衣冠南渡”，在金陵另建汉人政权，是为东晋。在中华史上，这一事件是中国文化重心由北南迁的转折性时刻。
从东晋到之后的南朝四代——宋、齐、梁、陈，270余年，钱塘江北岸的人口渐渐增加。549年，梁武帝升钱唐县为临江郡——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这是钱唐升级郡治之始。587年，取代梁朝的陈朝又将这里改为钱唐郡，郡治就在钱唐县。
如果杭州有所谓的“城市性格”，它是由“人间佛风”“人文西湖”“偏安岁月”和“运河商流”这四个元素构成的。佛禅是灵魂，西湖是筋骨，偏安是个性，商流是皮肉，它们在不同的时代以各自戏剧性的方式生成，从而塑造了每一个生活在这个世俗空间里的人。
东晋之后的南朝时期，佛学极度昌盛，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杭州与金陵正是当时香火最为旺盛的城市。
当时，圆尔辨圆、南浦昭明等日本僧人远渡来径山学禅。归国后，他们带回的中国茶经典籍及径山茶具，日后演化为“日本茶道”
近代史上最后一位传奇的杭州僧人是李叔同。这位风流绝代的津门才子，在33岁的时候到杭州当音乐和绘画教师，38岁时（1918年）在虎跑寺剃度出家，法号弘一法师。1942年，弘一圆寂于泉州，骨灰迁回虎跑寺修建舍利塔。
这种可有可无的角色，倒给了杭州一个意外的安全性。所以，后来即便筑起了城墙，也不够高不够厚，根本经不起战车和掷石机的猛烈冲击。每一次的改朝换代，杭州都是被“顺便”占领的城池，而大多数的场面是“稍事抵抗、主动投降”。
第一件事：589年（开皇九年），隋文帝杨坚进行行政区划改革，把州、郡、县三级更改为州、县两级，全国共有241个州，其中之一为杭州，下辖钱唐、余杭、富阳、盐官、于潜、武康六个县。
这是“杭州”之名的第一次出现。
第二件事：590年，会稽人高智慧起兵造反，大将军杨素东征平叛，它一开始是一个驻扎军队的军事性城堡，建成之后，钱唐县的行政治所就从灵隐山迁到了此处，这便是日后杭州城的雏形。杭州从此进入了漫长的凤凰山时代。
第三件事：610年（大业六年），隋炀帝杨广下令开凿贯穿南北的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部起点为涿郡[18]，南部终点就在钱塘江边的杭州。
这是一个决定了杭州命运的工程。可以说，没有大运河，就肯定不会有后来的杭州城。
运河对杭州的第一个也是最显著的改造，是城市的功能和格局。城内出现了十多个以桥梁为中心的商埠区，比如拱宸桥、大关、小河、湖墅、观音关和七贤弄等。
如果没有运河，就没有杭州
有两位刺史则在建城史上无法绕过去，一是李泌，一是白居易，而他们的治杭时间都在安史之乱以后的中晚唐。
当时杭州城外西面的那片湖水，官方文牒中的名称为钱塘湖，是白居易第一次在诗歌中以“西湖”称之。在这个意义上，他是“西湖”的定名人和重新发现者。
据考证，白公所筑之堤，在钱塘门外，自东往西，经昭庆寺（今天的少年宫）前，直至宝石山麓。后世，此堤与内陆相连，不复存在。人们便把附近的白沙堤定名为白堤。
朱温称帝之后，拿着王爵笼络各地桀骜不驯的节度使，他把东南一片当作顺水人情割给了钱镠，封吴越王。923年，钱镠在杭州设置百官，建吴越国，下辖十四州，统治范围为今天的浙江全境、苏南的苏州、上海和福建东北部的福州市。
为了解决钱塘江的“潮患”，钱镠修筑“捍海石塘”。每年农历八月十五的时候，大潮最为汹涌，钱镠便在这时举行“射潮”仪式，数千军士张弓开弩，逆潮而射，以示勇武。
钱氏的“独立王国”存续了七十余年，凡三代五王。其间正值乱世，杀戮攻伐是寻常之事，中国史书上最混乱和残忍的年代就是分裂的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而钱镠坚持“偏安”国策，遇强示弱，友好周边，居然保全了江南的半壁太平。978年，宋太祖赵匡胤灭南唐李煜，兵锋直指吴越，钱镠的孙子钱弘俶“纳土归宋”，让杭州和苏州避免了一场似难逃脱的战祸。
现在城内最著名的三塔——雷峰塔、六和塔和保俶塔，都是吴越时期的遗物。
钱家有两个同代人绝没有的功绩。其一，他们以偏安的姿态力保江南的半世平安，在中原频频发生“人相食”惨剧的时候，这里却是歌舞升平，民生安逸。其二，吴越的王位先传弟，再传子，五轮传承没有发生过一次手足相残的流血事件。钱家后来成为江南的千年望族，名士人才辈出，直到近世还出了钱穆、钱学森和钱伟长等。
有一年，钱镠的一位妃子在乡下久留不归，他便写了一个帖子让人送去，情长纸薄，只寥寥九字：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苏子瞻要来了。”1071年（北宋熙宁四年）
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苏轼上书提了一堆意见，执拗的王相公脸色很不好看，苏轼自觉无趣，便自请出京外放，到杭州来当通判。
通判是一方州府的副职，掌管粮运、家田、水利和诉讼等事项。苏轼此番在杭州任职三年，到底干了些什么政务，没有太多的记载。估计他放逐南下，心意不平，更多的时间是在游山玩水。对于杭州而言，这却是一个意外的福祉。
苏轼担心以后还会有人围湖造田，侵占湖面，便在湖中心立了三座瓶形石塔，以此为标，约束后世。后来，每当月圆，好事者点烛于塔心，水月交映，难分难解，成了“三潭印月”。
慧理注入了佛禅的基因，白居易“重新发现”了西湖，钱镠在空间上定格了杭州城，到了苏东坡的手上，则完成了一次文化符号学上的升华。
赵构的皇宫，是以钱镠的吴越王宫为基础改建的，位于凤凰山东麓，呈现西高东低的不规则方形。东至中河南段，西至凤凰山，北至万松岭，南至笤帚湾。皇宫依山势而建，殿阁叠进，建有殿、堂、楼阁130余座，宫墙高三丈，周回约九里。
皇城图
临安图
由于政治上的悲愤压抑和商贸的繁荣，南宋的思想出现了两个大的分叉，一是以福建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内求“天命之性”，“去人欲，存天理”，另一则是温州叶适的永嘉学派，他们反对“重本抑末”，讲究“功利之学”，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
今天杭州人的某些城市性格——追求安逸、避谈政治、热衷投资做买卖和街谈巷议，或许都是那一百多年的“临安岁月”打下的底子，而它们分明也烙下了“偏安”的气质。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
杭州人把油条叫作“油炸桧儿”，表达对秦桧的愤怒。还有一个特色小吃，是把油条和小葱裹在面饼内，在铁锅上压烤或油炸至脆黄，叫作“葱包桧儿”。秦先生因为害死了岳飞，已经被杭州人在油锅里翻来覆去地炸了几百年。
李清照，易安居士
因为靖康之变，从汴京南逃，丈夫死于金陵，自己辗转定居到临安。
过眼西湖无一句，易安心事岳王知。
在杭州很少有人知道，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女词人曾经在这座城市里居住了二十多年。
人间的繁华与美景，投射到不同的人生里，自有迥异的颜色。在白居易和苏东坡的眼里，西湖是天下第一等风景，他们愿意用数百首诗歌来吟唱它，甚至觉得自己前世就是杭州人。而在李清照的眼里，临安的天空是灰色而屈辱的，西湖的山水寡淡无趣。
人间的模样，其实就是命运的倒影，人间的意义，其实就是活着的趣味，一旦生命萎缩，它们便空空荡荡，不值得哪怕用一个字来记录描述。
大元帅伯颜率元兵控制巴蜀，沿长江南下，一路势如破竹，偏安百年的岁月终于到了尽头。伯颜的兵锋抵达皋亭山时，5岁的宋恭帝奉表投降，大批宋军撤离临安，右丞相文天祥入元营谈判。
《马可·波罗游记》中，出现最多的城市当然是北京和杭州，Cambalu和Quinsay。其中，杭州的篇幅超过了北京，约占全书的十五分之一。
元朝一位叫阿老丁的伊斯兰长老在老御街的边上建了一座很大的清真寺——凤凰寺
是1555年农历五月二十八日，时值明嘉靖三十四年。
年初，一千多名倭寇从乍浦港入侵，一路南下，窜犯海盐、德清、嘉兴等府县，沿途烧杀抢掠。五月侵扰省城杭州。倭寇们驻扎在钱塘门外，先是烧毁了千年名刹昭庆寺，到了晚上，又怕雷峰塔里埋伏着官兵，便纵火焚塔。
经此一祸，原本是五层八面楼阁式的雷峰塔只残留下砖体塔身，后来的几百年间一直没有重修，成了精致的西湖风景中少有的一种“废墟之美”。1924年9月25日，老塔轰然倒塌，在上海的鲁迅还很感慨地写了一篇《论雷峰塔的倒掉》。
就在雷峰塔被焚毁的半年后，杭州城里来了两位新的长官，他们是嘉靖帝踌躇之后的一个“两全”决定。他从湖广调来胡宗宪出任浙江巡抚，他是汪直老家歙县邻近的绩溪人，是一位主张安抚政策的温和派。嘉靖希望他通过乡谊的渠道，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倭寇问题。另外，他从山东登州调来骁勇善战的戚继光，出任杭州参将，主持军事行动。
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初秋，胡宗宪派出的两位代表，与汪直在日本松浦津进行了最后一轮谈判。明朝代表承诺，一旦汪直归顺朝廷，不但可以免除他的死罪，放回家属，还可以免罪通商，继续做他的海外生意。
胡宗宪迫于巨大压力，于1559年十二月毁约，将汪直一族数十口，斩决于巡抚衙门前的官巷口闹市。
雷峰塔
湖墅的大运河边有一座香积寺，是净土宗的江南祖庭，里面有一尊紧那罗王菩萨，他是佛教里的天龙八部之——“音乐天”。但因为手中举着一根拨火棍一样的东西，硬是被杭州人“重新定义”成了“灶火菩萨”，来这里拜一拜，可以保佑一年家里灶头红火，人畜两旺。
杭州的城隍确有其人，名叫周新，是永乐年间（1403年～1324年）的浙江提刑按察使，据说他廉明刚直，为民申冤，号称“冷面寒铁”，后来冤死于宦官之手。杭州人把他封为城隍神，建庙吴山之上，每年农历的五月十七和除夕，都有很多市民前往设祭。
西湖边的爱情故事，都奇奇怪怪的，女主角主要有三种，要么是妓，要么是妾，要么是妖。
明代最为著名的话本作品是“三言二拍”。“三言”的作者为苏州人冯梦龙，分别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二拍”则是湖州人凌濛初创作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
中国古代民间四大爱情故事，分别是孟姜女哭长城、牛郎织女、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其中，有两个发生在杭州的西湖之畔
之所以叫断桥，则是因为在早年，桥上有一个凉亭，每当冬季下雪，桥上积雪似断未断，好事人就把它叫作了断桥。
苏小小，湖山此地曾埋玉，风月其人可铸金。
苏小小的故事，是西湖爱情的主要模式。你知道的，从古代到民国，西湖边那一栋一栋的小别墅，大多是用来储妓养妾的。林和靖墓旁原有一个冯小青墓，她便是一个大户小妾，才情绝代，18岁就挂掉了
冷雨幽窗不可聆，挑灯闲看牡丹亭
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则发生在西湖的东面。祝英台是上虞祝家村的大小姐，她女扮男装到杭州来读书，路上遇到了绍兴书生梁山伯。他们结伴过钱塘江进城，走的是东城的望江门，城门旁的贴沙河上有一座草桥，是运送草料的卸货地，盖有一个草桥亭，他俩便在这里结拜为兄弟。在戏文中，这一出叫“草桥结拜”。进城之后，他们赴万松书院读书。它在凤凰山北坡的万松岭上，唐宋时候为报恩寺，到了1498年（弘治十一年）改为书院，是杭城四大书院之首。这里高踞岭巅，左江右湖，山野明秀，是读书的好去处，也是谈恋爱的绝佳地方，梁祝在这里同窗三年
“你倒是告诉我，在你们杭州发生的这些故事里，为什么男主角要么是个懦夫，要么是个负心汉，要么就直接是一个呆子？”
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三人被称为明末清初“中国天主教的三柱石”。
然而到1721年，罗马教廷严禁中国信徒参加祭祖祀孔，从而引发礼仪之争，康熙帝盛怒，下了一道口谕：既然那么爱嚼舌头，以后洋人就不必来中国传教了，禁止了吧，免得多事。
数以百计的像约翰·司徒这样的年轻传教士来到了杭州，他们建成了新的教堂，在六和塔下建了浙江的第一所现代大学——之江大学，今天杭州著名的医院——浙大附属第二医院，其前身是教会的广济医院。传教士们聚集居住在当年杨廷筠建的教堂周围，那里就被叫成了耶稣堂弄。
六和塔
约翰·司徒和他的太太在杭州生了四个孩子，其中长子叫司徒雷登。他在中国整整生活了50年，当过传教士，是燕京大学的创始人，并出任过美国驻华大使。毛泽东写于1949年8月的《别了，司徒雷登》，是中美外交史上的一个转折性事件。
明军只在涌金门外稍稍抵抗了一阵就主动出降，未见惨烈的记录，杭州城再次因“顺从”而被屈辱地保全了下来。
千万人头落地，又有新的会长出来，弱柳夭桃被摧，自有春风再植嫩枝，这番无奈的轮回，张岱这辈子算是碰到了，之前有很多人碰到过，以后还会有很多人碰到。
世人都说书生没用，“无事袖手谈性情，有难一死报君王”，如此而已。
延安路原来叫延龄路，是清朝驻兵的旗下营。到20世纪60年代，大家都还叫它“旗下”，住在武林门外的人进城，都说“到旗下去”。
赵士麟上书朝廷，将营债数额削减到原来的十分之一，并明令永禁营债。杭州人感念其恩，在西湖孤山的北麓为他建造了一座赵公祠，比邻林和靖墓。日久之后，市民想当然地把“赵公”演绎成了财神爷赵公明，赵公祠成了香火甚旺的财神庙。赵士麟若在天有灵，应该会哭笑不得。
在那个革命党人攻击满城的惊恐之夜，一位七岁的旗人男孩大哭不已，他后来回忆道：“家人把我单独藏在南高峰上的一所小寺庙，叮嘱我有人来切不可承认是旗人，但是我脑袋后边有一条小辫子，生怕被认出来，那种幼时的恐慌是久久都忘不掉的。”这个男孩是满族伊尔根觉罗氏，长大后有了一个汉人名字，叫常书鸿。他在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完成学业，1943年到敦煌，从此一生成了那里的“守护人”。
龙井因“龙井泉”而得名。传说井与海相通，其中有龙，故名龙井泉。
有的时候，皇帝把字写错了，也会留下一则风流轶事。有一次，康熙为灵隐寺题写匾额，一时兴起把繁体“靈”字的“雨”字头写得过大，下面的纸不够用了，一位机灵的大学士便悄悄在手心上写了“雲林”二字递过去。从此，灵隐寺天王殿上的那块大匾额就变成了“云林禅寺”。
1862年，胡雪岩因机缘攀上时任浙江巡抚的左宗棠，此后20年里他一直是左宗棠的采运官，为之筹措钱粮、军饷，成了后者的“钱袋子”。
高墙古朴的胡庆余堂国药店人声鼎沸，它与京城的同仁堂并称南北两大药号。这是胡雪岩当年造宅子的同时，顺手办的一桩善事和“小生意”
孤山的占地约20公顷，高38米，怎么看，都是一个弹丸之地。自林和靖“暗香浮动”之后，千年以降，这里从来是文人徘徊惆怅的风流地：白居易等人都曾结庐于此；康熙和乾隆在此建了一个孤山行宫；光绪年间，吴昌硕等人在这里办了西泠印社。然而，自从秋瑾葬于此地之后，孤山突然平起凌厉之气，革命者竞相追随而至，这里成为他们最理想的埋骨之地。
张静江被孙中山称为“中华第一奇人”。他出身湖州南浔巨富之家，1905年冬天，28岁的张静江在一艘海轮上邂逅孙中山，他递给孙一本《圣经》，内夹一张小纸条，两人约定，日后如果孙需要钱，可以拍电报给他，如拍“A”即是一万元，如拍“B”即两万元，“C”则三万元。两年后，孙中山为发动广州起义筹钱，试着发了一封电报，居然真的收到了钱。之后，张静江成了孙中山最积极的“金主”。
自胡雪岩的那场收丝豪赌失败后，整个杭嘉湖的丝商集团就全面覆灭了。与杭州相比，苏南地区的丝织业虽然也被严重波及，但是在后来的几十年里，那里出现了一批杰出人物，比如苏州状元陆润庠、南通状元张謇，以及无锡的荣氏兄弟。他们筹建全面西化的纺织厂和机器面粉厂，从而完成了产业的现代化转型。而杭嘉湖则一直无类似人物出现。与此同时，原本以杭州为大本营的徽商集团及宁波、绍兴商人则集体投奔上海滩，成为那里的航运及金融业的主力。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杭州赖以为本的丝绸、茶叶及钱庄等产业黯然失色。事实上，在整个20世纪，杭州产业的空心化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直到21世纪电子商务出现后，才突然柳暗花明。
西湖边的民国别墅，最出名的应该是报业巨子史量才的秋水山庄。史量才青年时在杭州蚕学馆读书，后来到上海闯荡，创办《申报》，提出“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因立场独立和新闻及时，报纸发行量最高达日销15万份，为国内第一大报，言论足以影响时局。史量才有一房二太太沈秋水，原是上海滩的雏妓，擅长鼓琴度曲。就在2021年，秋水山庄被改造成了杭州最昂贵的精品酒店，每晚的住费高达1.2万元。不知旅者中有多少人，知晓它的前生今世。
史量才葬于龙井附近的积庆山马婆岭。在灵堂上，沈秋水白衣素服，抱着夫君生前最喜爱的七弦琴，弹了一曲《广陵散》。曲终弦断，秋水将古琴投入火中，一段情缘从此焚灭。此后，秋水出家为尼，把山庄捐出，办了一家妇孺医院，如今它是国营新新饭店的一部分。
陈布雷出生浙江慈溪耕读世家，那里地处宁绍，自古人文渊薮，明清期间，绍兴师爷行遍天下，便有“无绍不成衙，无宁不成市”的谚语，是一个锋芒毕露的才子。1927年，37岁的他被推荐给北伐总司令蒋介石，从此开始了长达21年的鞍马追随，被后者视为“文胆”。1936年12月，发生了改变中国命运的西安事变，蒋介石归来后，他在杭州北山路的新新旅馆关门数日，完成《西安半月记》，塑造了领袖处惊不乱的形象。第二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全国演讲，讲稿即出自他手，一句“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展示国人死战到底的决心。为了征募新兵，他撰写宣传口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引发全国热血青年的从军潮。他是民国一代最著名的师爷，也可能是最后一位传统意义上的师爷。他的激越、曲折和无奈的一生，总让人叹息中国文人的宿命。
西湖边的千年昭庆寺改成了少年宫。
红卫兵要打砸灵隐寺，杭州市委紧急上报北京，周恩来总理两次批示：灵隐寺是文物不是“四旧”，红卫兵们才心有不甘地散去。灵隐寺封闭四年，终得侥幸保全。
整个西湖都被围了起来。周围出现了各个部委的疗养院，有军队的、总工会的，等等。所有的风景点都成了公园，只有买票才能进入。
《中美联合公报》敲定处：西湖边的刘庄，如今这里是西湖国宾馆。
在所有的现当代政治家中，对西湖最情有独钟的是毛泽东，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先后39次来这里疗养和工作，居留时间长达500多天。第一次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我也是大吃一惊。他常住的地方是西子宾馆，也叫汪庄，是一位安徽茶商于20世纪20年代建成的，它面对西湖，背靠雷峰塔。毛泽东在杭州期间，经常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或政治局扩大会议，许多重要的政策文件都在这里讨论决议，包括《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以及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等。
我觉得，很多年后，杭州人应该还会记得王国平，就如同他们记得为杭州做出过贡献的钱镠、白居易和苏东坡等人一样。他是一个地道的杭州人，父亲王平夷是华野干部，1949年随军到杭州，第二年就生了个大胖儿子，起名王国平，取“国家太平”的意思，王平夷曾担任杭州的市委书记，一直干到“文革”爆发。
在他的治理下，环西湖的政府机构几乎被全数拆迁，实现了“还湖于民”。通过大规模的排淤治理工程，西湖面积扩大了一倍多。2002年，倒塌了78年的雷峰塔重建，人们没有找到白娘子，却意外地挖到了一个藏有诸多宝物的地宫。2002年，西湖所有的公园宣布取消门票，是全中国第一个免费向公众开放的5A级景区。这一决定看上去每年少了一千多万元的门票收入，却数倍级地增加了游客量，进而推动了环西湖商业圈的繁荣。
在城市格局上，杭州市政府做出了东进西拓的战略性决策。向东，市政府提出杭州从“西湖时代”向“钱塘江时代”迈进。自从民国初年城墙被拆除，西湖入城之后，杭州的城市重心就向西湖的北岸一线倾斜，这造成了极大的局促，在很长时间里，杭州是城区面积最小的省会城市之一。所以，只有“摆脱”西湖，才能舒展杭州。2001年，杭州市划出钱塘江北岸的四平方公里，设立钱江新城，在那里先后建设了新的国际会议中心、图书馆和市民中心等。在城市的西部，保留了西溪湿地，使之成为城市的“绿肺”。
如同钱镠所说：千百年后，知我者以此城，罪我者亦以此城。苟得之于人而损之己者，吾无愧欤！
2016年，杭州市政府由武林门搬迁至钱江新城。同年，杭州承办G20峰会。
阿里巴巴对于杭州的意义是非凡的，它如同挖通了一条新的“通天大运河”，让杭州成为全国互联网商品交易的巨型集散地，更可怕的是，这个“大运河”没有物理空间的限制。
那天，我骑着自行车，从武林门出发，沿着解放路到西湖边，然后右转骑向断桥和孤山。我看见儒生张煌言和倭寇汪直在相距不远的地方被砍头，马可·波罗、张岱和秋瑾站在同一个角度各怀心事地眺望西湖，几位中学生从建兰中学的校门嬉笑着走出来，在他们的身后，有一位将军带着十几位亲人举火自焚，那条被叫作白堤的长堤其实与白居易没有关系，在香格里拉饭店的门前，有一位大和尚在一棵松树上打坐了40年。
在这个意义上，杭州不是一座属于权力的城市，它一直被平民所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