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看着各种制度的建立，带来好处，又一步步腐烂，最终成为引发改朝换代的导火索非常有意思，而在整个过程中，当时的人看得到问题却无法解决问题，最终走向不可避免的结果。这一点到如今并没有任何区别，似乎是人类社会的不变法则。
以下为原文内容摘抄
我认为政治乃文化体系中一要目。尤其如中国，其文化精神偏重在人文界。更其是儒家的抱负，一向着重修齐治平。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绝不该忽略中国传统政治。
任何一项制度，决不是孤立存在的。各项制度间，必然是互相配合，形成一整套。否则那些制度各各分裂，决不会存在，也不能推行。
第一讲 汉代
直要到秦汉，中央方面才有一个更像样的统一政府；而其所辖的各地方，也已经不是封建性的诸侯列国并存，而是紧密隶属于中央的郡县制度的行政区分了。
为什么又叫“宰相”呢？在封建时代，贵族家庭最重要事在祭祀。祭祀时最重要事在宰杀牲牛。象征这一意义，当时替天子诸侯乃及一切贵族公卿管家的都称“宰”。到了秦汉统一，由封建转为郡县，古人称“化家为国”，一切贵族家庭都倒下了，只有一个家却变成了“国家”。于是他家里的家宰，也就变成了国家的政治领袖。
本来封建时代，在内管家称“宰”，出外做副官称“相”，所以照历史传统讲，宰相本来只是封建时代贵族私官之遗蚁。
再说汉代的九卿，那是：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他们的官位都是二千石，又称“中二千石”。因他们都是中央政府里的二千石，以示别于郡太守地方行政首长之亦是二千石而名。若讲到这些九卿职名的来历，却很有趣味：
可是汉代税额规定就只有十五税一。而且实际上只要纳一半，三十税一。一百石谷子，只要纳三石多一点的税。甚至当时人还说有“百一之税”的。
再从这一所有权的观念影响到赋税制度，所以当时凡农田租人归诸大司农，充当政府公费；而山海池泽之税则属少府，专供皇帝私用。
汉代兵制是全国皆兵的。在西方，直到近代普鲁士王国在俾斯麦为相时，历经了不得已的压迫，才发明这样的制度；而我们在汉代也就早已实行了。
只因中国读书人多半做了官，他们对政治上的理论和思想，早可在实际政治中表现；用不着凭空著书，脱离现实，来完成他书本上的一套空理论。于是中国人的政治理论，早和现实政治融化合一了。
陈胜、吴广的革命，便由此而起。
汉郡长官有太守，有都尉，犹如中央有丞相又有太尉一般。太守是地方行政长官，都尉是地方军事首领。
除了上述三种兵役和一种力役外，每个国民还须纳人口税，连小孩子都有。
要是在后代，无业谋生，还可以做乞丐、做流氓，政府不会来管。但在汉代是不许可的。你要当义务兵，你要去修飞机场、公路，你要纳人口税；你的名字住址，都在政府册子上，不去就要出钱，出不起钱便是犯法。你做乞丐了，户口册上还是有你的名字，你还该向国家负责。于是只有把自己出卖给人家做奴隶。当时做奴隶，并不是出卖自由，只是出卖他对国家法规上一份应尽的职责。政府要禁止此风，便规定奴婢的人口税加倍征收。但有钱的养着大批奴隶，反可发大财。譬如人山烧炭、开矿之类，全需大批人工。出卖为奴，便如参加此发财集团。因此奴隶生活，反而胜过普通民户。
这是汉代的奴隶制度。和西方罗马帝国的农奴完全不同。罗马的农奴多半是战争得来的俘虏；汉代的奴隶是农民自己游离耕土，来参加大规模的工商新生产集合；如何可相提并论呢？
首先在经济方面，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形成兼并；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使政府的减轻租税政策全失功效。
其次说到军队制度。中国地大人众，虽说分区训练各别的兵种，但每年一个月的操练是不够的。
所以全国皆兵制，在中国论，一则军队数量太多，二则训练太简略，调动不方便；结果全国皆兵，弄得有名无实。一旦起了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再次讲到政府组织。上面说过：皇权、相权是分开的，皇室和政府也是分开的。这话固不错。但中国一向似乎看重不成文法，往往遇到最大关节，反而没有严格明白的规定。这也可以说是长处，因为可以随宜应变，有伸缩余地；但也有坏处，碰着一个能干有雄心的皇帝，矜才使气，好大喜功，常常要侵夺宰相的职权。
就此一节，可见汉代制度，在皇帝与宰相、皇室与政府之间，确是有一番斟酌的。虽没有硬性规定皇帝绝对不许预闻政治的一句话，这也并不是大失错。而且若要皇帝绝不预闻政府事，那宰相的任命便成问题。就当时历史情实，既不能有民选皇帝，也便一时不能有代表民意的国会来监督政府。
此下魏晋南北朝，始终没有像样的政府，因此也没有像样的制度产生，直要到唐代。但唐代已不是汉代的老样子、老制度，他又换了崭新的一套。直要待唐代的新制度又出了毛病，宋代又再换一套。此下明代、清代也如此。只因我们此刻不看重历史，不研究历史，所以说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政治都是一样，都只是“专制”两字已可包括尽了。其实是不然的。
第二讲 唐代
唐代政府和汉代之不同，若以现在话来说，汉宰相是采用“领袖制”的，而唐代宰相则采用“委员制”。
唐代宰相共有三个衙门，当时称为“三省”：一中书省，二门下省，三尚书省。此三省职权会合，才等于一个汉朝的宰相，而监察权还并不在内。
中书主发令。政府一切最高命令，皆由中书省发出。此种最高命令，名义上是皇帝的诏书，在唐代叫做“勅”。凡属重要政事之最高命令，一定要皇帝下勅行之。但实际上皇帝自己却并不拟勅，而系中书省拟定。此所谓“定旨出命”。
待门下省主管长官侍中及副长官侍郎接获此项诏书后，即加予覆核。这是对此项命令之再审查。在门下省侍中、侍郎之下，设有若干第三级官，谓之“给事中”。给事中官位并不高，但对皇帝诏书亦得参加意见。若门下省反对此项诏书，即将原诏书批注送还，称为“涂归”，意即将原诏书涂改后送还中书省重拟之意。涂归亦称“封驳”“封还”“驳还”等，其意义略相同。此项涂归封驳之权则属诸门下省。若以今日惯语说之，门下省所掌是一种副署权。每一命令，必须门下省副署，始得发生正式效能。如门下省不同意副署，中书命令便不得行下。
故唐制遇下诏勅，便先由门下省和中书省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场所称为“政事堂”。原先常在门下省举行，后来又改在中书省召开。会议时，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及侍郎皆出席，若尚书省长官不出席政事堂会议，即事先不获预闻命令决夺。故唐人目光中，须中书、门下始称真宰相。
唐太宗在未登极前，曾做过尚书令。及太宗即位，朝臣无敢再当尚书令之职，因此尚书省长官尚书令常虚悬其缺。仅有两个副长官，即尚书左仆射及右仆射。
：“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勅。”
国家一切最高政令，一经政事堂会议决定后，便送尚书省执行。尚书省是政府里最高最大的行政机构。尚书省共分六部，即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
中国历史上关于政治制度方面有两大名著，一为《周礼》，一即《唐六典》。
唐代设“御史台”，所谓三省、六部、一台，御史台成为一独立之机构，不属于三省。换言之，监察权是脱离相权而独立了。此即是唐代监察制度与汉代相异之点。
总之，中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家，必须得统一，而实不宜于过分的中央集权。这在中国的政治课题上，是一道值得谨慎应付的大题目。现在专说唐代，似乎其中央行政比汉进步，而地方行政则不如汉。中央的监察官变成了地方行政官，这是一大缺点。而由军队首领来充地方行政首长，则更是大毛病。唐室之崩溃，也可说即崩溃在此一制度上。
说到“考试”两字之原始意义，“考”是指的考绩，“试”是指的试用。
其实革命的本质，应该是推翻制度来迁就现实的，决非是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的。
即报名者不得为商人或工人。
如必谓中国科举制度是一种愚民政策，由一二皇帝的私意所造成，这更不合理。当知任何一种制度之建立，傥是仅由一二人之私意便能实现了，这便无制度可讲。若谓此乃皇帝欺骗民众，而且凭此欺骗，便能专制几百年；古今中外，绝无此理。若民众如此易欺易骗，我们也无理由再来提倡民主政治。
若要解决中国社会之积弊，则当使知识分子不再集中到政治一途。便该奖励工商业，使聪明才智转趋此道。然结果又很易变成资本主义。在西方是先有了中产社会，先有了新兴工商资本，然后再来打开仕途，预闻政治。而中国则不然。可说自两汉以来，早已把政权开放给全国各地，不断奖励知识分子加入仕途；而同时又压抑工商资本。只鼓舞人为大学者，当大官，却不奖励人为大商人，发大财。
“租”即是粟米之征，“庸”是力役之征，“调”是布帛之征。
即就账籍制度言，可见每一项制度之推行与继续，也必待有一种与之相当的道德意志与服务忠诚之贯注。否则徒法不能以自行，纵然法良意美，终是徒然。
。一辈士大夫智识分子，还可退到农村做一小地主。而农村文化，也因此小数量的经济集中而获得其营养。若使中唐以后的社会，果仍厉行“按丁授田”的制度，那将逼使智识分子不得不游离农村，则此下的中国文化也会急遽变形。这一点，也足说明何以中唐以下之两税制度能一直推行到清末。
简单说，好像汉代是在社会上层节制资本，而下层则没有力量管，唐代注意社会下层，由国家来计划分配，而让上层的富民能自由发展。
汉代的兵农合一，是“寓兵于农”，亦即是“全农皆兵”，把国防武装寄托于农民的生产集团，生产集团同时即是武装集团。唐代的兵农合一，则是“寓农于兵”，在武装集团寄托生产，不是在生产集团里寄托武装。
府兵之“府”是在地方行政区域州县之外的另一种军事区域的名称。“府”是指的军队屯扎地。
武官有勋无职，因此并不干预政治，而自有其尊荣。唐代就根据这个府兵制度来统制全国，同时向外发展，变成当时全世界第一个强大的国家。
后方兵源枯竭，政府有钱有势，不在乎，临时买外国人当兵。边疆上逐渐都变成外国兵。安禄山、史思明，看他们名字是中国式的，而且是中国边疆大吏，寄付与国防重任的，实际上就都是外国人。打平安史之乱的李光弼，与郭子仪齐名，其实李光弼也就是外国人。这是唐代一个特殊现象
罗马帝国亡了，以后就再没有罗马。唐室覆亡以后，依然有中国，有宋、有明、有现代，还是如唐代般，一样是中国。这是中国历史最有价值、最堪研寻的一个大题目。这也便是唐代之伟大远超过罗马的所在，更是它远超过世界其他一切已往的伟大国家之所在。但专就中国史论，汉以后有唐，唐以后却再也没有像汉唐那样有声色、那样值得我们崇重歆羡的朝代或时期了。那也是值得我们警惕注意的。
第三讲 宋代
宋之于唐，只好说像东汉之于西汉，有事而无政。有形势推迁，而无制度建立。
“枢密院”是管军事的，本是晚唐五代传下的一个新机构；宋人不能纠正，把它沿袭下来，成为一重要官职。
究竟是由宰相来亲握财政大权，还可说得过去。而宋代，则此三个司的地位提高了，独立起来掌握着全国的财政。这是极不合理的。所以王荆公为神宗相，想要变法推行新政，第一措施，便是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把户部、盐铁、度支三个衙门重新组织起来，统一到那个新衙门即“制置三司条例司”里
究竟是由宰相来亲握财政大权，还可说得过去。而宋代，则此三个司的地位提高了，独立起来掌握着全国的财政。这是极不合理的。所以王荆公为神宗相，想要变法推行新政，第一措施，便是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把户部、盐铁、度支三个衙门重新组织起来，统一到那个新衙门即“制置三司条例司”里
以上指述宋代军事、财政、用人三权都有掣肘，都分割了，这显见是相权之低落。相权低落之反面，即是君权提升。即以朝仪言，唐代群臣朝见，宰相得有坐位，并赐茶。古所谓“三公坐而论道”，唐制还是如此。迨到宋代，宰相上朝，也一同站着不坐。这一类的转变，说来甚可慨惜。
宋代的最高政令之最后决定权在皇帝，而不在宰相。至少皇帝就不仅有同意权，而有参加意见之权了。宰相不过是奉命行事，所以君权就重，相权就轻了。
而北宋诸帝，也比较无暴虐，无专擅。宋代制度之缺点，在散、在弱，不在专与暴。
在汉代，监察权由副宰相御史大夫来行使。当时御史大夫的监察范围，外面是中央地方内外百官，内面是王室和宫廷，全属御史大夫监察权所及。御史中丞是一个副御史大夫，这是专门监察王室和宫廷的，也可说是监察皇帝的。另一御史丞，则监察政府，不论中央地方都在内。
在汉代，监察权由副宰相御史大夫来行使。当时御史大夫的监察范围，外面是中央地方内外百官，内面是王室和宫廷，全属御史大夫监察权所及。御史中丞是一个副御史大夫，这是专门监察王室和宫廷的，也可说是监察皇帝的。另一御史丞，则监察政府，不论中央地方都在内。
及到唐代，此种谏官，都属于门下省，和前面讲过掌封驳的“给事中”同属一机关；如“谏议大夫”“拾遗”“补阙”之类都是。大诗人杜甫就做过拾遗。
所谓“言者无罪，听者足戒”。有他们随从在宰相身旁，宰相可免同皇帝直接冲突；而宰相要讲的话，却由他们口里讲了。这是政治上的一种技术问题。
所谓“言者无罪，听者足戒”。有他们随从在宰相身旁，宰相可免同皇帝直接冲突；而宰相要讲的话，却由他们口里讲了。这是政治上的一种技术问题。
清议固然未必全不好，但政府总是有掣肘。谏官、台官渐渐变成不分。台官监察的对象是政府，谏官浄议的对象还是政府；而把皇帝放在一旁，变成没人管。做宰相的既要对付皇帝，又要对付台谏，又如何得施展？
若论制度，宋代大体都沿袭着唐旧。只因宋初太祖、太宗不知大体，立意把相权拿归自己；换言之，这是小兵不放心大臣，这也罢了。他们种种措施，自始就不断有人反对。
所谓宋代的中央集权，是军权集中，财权集中，而地方则日趋贫弱。
其实考试成绩只是一日之短长，故有主考官存心要录取他平日最得意的门生从学，而因是糊名，寻觅不出该人之卷，而该人终于落第的。如是则考试防制严了，有时反得不到真才。
惟无论如何，考试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中一项比较重要的制度；又且由唐迄清绵历了一千年以上的长时期。中间递有改革，递有演变，积聚了不知多少人的聪明智力，在历史进程中逐步发展。这决不是偶然的。直到晚清，西方人还知采用此制度来弥缝他们政党选举制之偏陷。而我们却对以往考试制度在历史上有过千年以上根柢的，一口气吐弃了，不再重视，抑且不再留丝毫顾惜之余地。那真是一件可诧怪的事。
旁边跑出来一个蔡京，他挺胸力保说我三个月可以把差役法办成。结果终于给他办成了。但是后来驱逐温公旧党重行新法的，即是这个蔡京。现在大家都知道蔡京是个坏人了，在当时连司马温公也认他是好人。我们专凭此一制度之变动与争执，可见要评定一制度之是非得失利害分量，在当时是并不容易的。而人物之贤奸则更难辨。但蔡京害了温公尚浅，他害了荆公却深。因他后来主张新法，把宋朝弄坏了，后世遂连荆公都骂作小人。
宋代军队分两种：一称禁军，一称厢军。宋代兵制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兵制了。然而也有其因缘来历，我们仍不能过分来责备宋人。
一渡黄河，即达开封城门下。所以宋代立国是没有国防的。倘使能建都洛阳，敌人从北平下来，渡了河，由现在的陇海线向西，还须越过郑州一带所谓京索之山，勉强还有险可守。
古代所谓大河中原地带，早在唐末五代残破不堪，经济全赖南方支持。
在这种情形下，宋代就变成养兵而不能打仗，明知不能打仗而又不得不养兵。更奇怪的，养了兵又不看重他们，却来竭力提倡文治。
并且又把将官和军队分开了，军队一批批调防，将官还是在那里不动。如是则兵不习将，将不习兵。这也是怕军人拥兵自重；然而缓急之际，兵将不相习，也难运用。所以整个宋代，都是不得不用兵，而又看不起兵；如何叫武人立功？宋代武将最有名的如狄青，因其是行伍出身，所以得军心，受一般兵卒之崇拜。但朝廷又提防他要做宋太祖第二，又要黄袍加身，于是立了大功也不重用。结果宋代成为一个因养兵而亡国的朝代。
然而宋代开国时，中国社会承袭唐末五代，已饱受军人之祸了；所以宋代自开国起就知尚文轻武。宋太祖临死有遗嘱告诉他后人说：你们子孙相传，绝对不能杀一个读书人。他们牢守此家训，都知尊重文臣士大夫。直到南宋，还是守着“不杀士大夫”的遗训。
唐代穷兵黩武，到唐玄宗时，正像近代所谓的“帝国主义”，这是要不得的。我们只能说罗马人因为推行帝国主义而亡国，并且从此不再有罗马。而中国在唐代穷兵黩武之后仍没有垮台，中国的历史文化依然持续。这还是宋代人的功劳。我们不能因他太贫太弱，遂把这些艰苦一并抹杀。
唐代穷兵黩武，到唐玄宗时，正像近代所谓的“帝国主义”，这是要不得的。我们只能说罗马人因为推行帝国主义而亡国，并且从此不再有罗马。而中国在唐代穷兵黩武之后仍没有垮台，中国的历史文化依然持续。这还是宋代人的功劳。我们不能因他太贫太弱，遂把这些艰苦一并抹杀。
据当时人估计，养一匹马所需的草地，拿来种田，可以养活二十五个人。
第四讲 明代
明代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时期，同时也是世界近代史的开始时期。从明迄今，六个世纪，五百多年，西方欧洲走上一个新的近代史阶段；中国也复如是。明以后接着就是清。我们要了解清代，该先了解明代，现代中国大体是由明开始的。可惜的是西方历史这一阶段是进步的，而中国这一阶段则退步了。至少就政治制度来讲，是大大退步了。
所以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到明代有一大改变，即是宰相之废止。
把都察院和六部合起，并称“七卿”。
七卿之外，还加一个“通政司”，一个“大理院”，则称“九卿”。
把都察院和六部合起，并称“七卿”。
七卿之外，还加一个“通政司”，一个“大理院”，则称“九卿”。
明代皇帝的秘书处，当时称为“内阁”。秘书便是“内阁大学士”。因为皇帝在宫里办公，他需要几个秘书帮他忙。这些人的办公地点在中极、建极、文华、武英四殿，还有文渊阁、东阁两阁。这些处都在内廷，所以这些人就称为“内阁学士”或“内阁大学士”。
后来皇帝便只有偷懒，把政权交付与内阁。阁权慢慢地重起来。
在唐代，一切政令由宰相拟定，送皇帝画勅。在宋代，是宰相向皇帝上劄子，先得皇帝同意或批改，再正式拟旨。现在明代，则一切诏令皆出皇帝亲旨，大学士只替皇帝私人帮忙，全部责任在皇帝。
最有名的就是万历皇帝明神宗，他做了几十年皇帝，有二十几年没有上过朝，政府里大臣都没有见过他一面。当时人传说他抽大烟，真假不知，不过这也很可能。自宪宗成化以后，到熹宗天启，前后一百六十七年，皇帝也都没有召见过大臣。但我们也不能尽怪这些皇帝的不好，因他们精力、智力有限，天天困在深宫，而要处决一应国家大事，这何等的不容易！无怪他们要怕事偷懒，避不上朝。我们只该怪明太祖订下那制度的不好。即是废宰相而由皇帝来独裁政事，那一制度却实在要不得。
皇帝有事交付与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内阁有事，也同样送太监，再由太监上呈与皇帝。这样，太监就慢慢的弄了权。甚至皇帝嫌麻烦，自己不批公事，私下叫太监批。“批红”的实权，落到太监手里，太监变成了真皇帝，掌握政府一切最高最后的决定权。遇到太监懒批的，便把来当作包鱼包肉的废纸用。这种黑暗腐败，在历史上，只有明代有。
太祖定制，一面废去宰相，一面却也预防到太监预闻政事的可能，故在洪武十七年，铸了一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挂在宫门里。可见太祖心里尽明白，废了宰相，由皇帝来独裁，太监接近皇帝，易于弄权
然而明太祖规定不准立宰相，这事他后人遵守了，始终没有敢违背。至于不准太监干预政事，它后人却没有遵守。明代太监预政，就比任何朝代干预得利害。这那里是太祖始料所及呢？
权臣弄权”与“大臣当权”，在中国传统政治观点上是大有分别。大臣是在当时的制度上有他正当的地位的。在中国传统制度下，宰相无事不该问，无权不该揽。他不问事，不当权，是失职，是无能。并非宰相而问事揽权，是奸臣，是权臣。权臣弄权，这是违反国法的，也是违反政治上的传统道德的。
此刻我们要提倡法治，却又来推尊张居正，这正为不了解明代政治制度。当知明代的政治制度，早和汉、唐、宋传统有了很大的变化。张居正并未能先把当时制度改正，却在当时制度下曲折谋求事功。至少他是为目的不择手段，在政治影响上有利弊不相抵的所在呀！
他最注意的是明代废宰相那一事。他认为将来只有再立宰相，正名定义，把宰相来做政府领袖，不要由皇帝亲揽大权。
地方政治干得好，天下就太平。地方政治干不好，天下就大乱。
举此一例，便知现在我们所喜欢说的“中国人一向没有时间观念”那句话，也不尽正确呀！照理论，空间愈大，时间愈紧要。中国人若无时间观念，不该能统治管理偌大的空间。
顾亭林亲自走过的地方着实多，据他说：只要看见一条大路，路基筑得坚实平坦的，询问查考，多半是唐代留下来的。只要看见一座大城，坚厚雄壮，一经询问查考，也多半是唐代留下来的。
“行省”是一个行动的中书省。
如是则地方绝无权，权只在中央。元代是有中央无地方的，中国只是其征服地，像英国的香港。
任何一省都如此。给你这一半，割去你那一半。好使全国各省，都成支离破碎。既不能统一反抗，而任何一区域也很难单独反抗。这是行省制的内在精神。
如想我们是华南，你们是华北；这些观念，都会发生很大作用。这因讲元代的行省，而牵连涉及。这都该值得我们警惕的。省区的“省”字，根本是一个不祥的名称；最好以后能在新的地方政治区域之划分下把这字革除，再不沿袭。
再说明代地方长官，与“承宣布政使”并列的，还有一个“提刑按察使”。布政使管行政，按察使管司法。又有一个“都指挥使”，管军事。三个司合称为“三司”。
再说明代地方长官，与“承宣布政使”并列的，还有一个“提刑按察使”。布政使管行政，按察使管司法。又有一个“都指挥使”，管军事。三个司合称为“三司”。
明代更不行，一省分成三个司：一个布政使司，一个按察使司，一个都指挥使司。前两个藩、臬二司，又再分许多分守、分巡的司。这许多官下面，才是府、州和县。县官压得太低太可怜了。他服事奉承在他上面的长官还来不及，那有工夫去亲民？
譬如倭寇来了，沿海地方没有总其成的人，就派一个总督或巡抚去。
汉时由刺史变成为牧，以及唐代之十道观察使，这些都是由监察官变成地方行政长官的。只有节度使才是军事长官变成了行政长官，然而还是意在开边对外的。明、清两代之总督、巡抚，则是意在对内防乱，不在对外开边。
判然划分的时期要从明代起。若再溯而上，弊病仍是先出在元代。因元代政府长官，都用的蒙古人。蒙古人不懂政事，而且不识中国字，于是便得仰赖于书记与文案。中国读书人没有了出路，便混进各衙门当书记与文案去。那便是“官”与“吏”流品泾渭之所分。
迨到明成祖时，便规定胥吏不能当御史。这就是规定曾任公务员的不能做监察官，又胥吏不准考进士。这样一来，便限制了胥吏的出身。“官”和“吏”就显然分开两途。于是在中国政治上的“流品”观念里，胥吏被人看不起。这一观念始于元，到明成祖时而确定。这事在中国政治史上，实有甚大的影响。
西方社会有阶级，无流品。中国社会则有流品，无阶级。这也是双方社会一大区别。
这种师爷，各衙门都有，上下相混，四面八方相勾结。而管官的官却从科举出身，那里懂得这些事？一个真想做事的官，一到衙门，至少须三四个月或一年半载，才把衙门里详细情形弄懂了；而一辈胥吏就不免起来反对他，暗中作梗。
“胥吏政治”之又一面，便是今天所谓的“文书政治”。这是中国传统政治里的尚文之弊。两汉政治的好处，便在其质实少文。
考试制度自唐历宋，还可说没有大变动。到明代，变动就大了。后来清代的考试，从明代沿下。
从两汉到唐宋，任何人都得从小官先做起，但人人都有当大官的希望。明以后，科举分成两层，下层是秀才、举人，没法当大官。上层是进士与翰林，也没有做小官的。清代也如此。
自明迄清，国家对于赋役，都有一种重要的册籍，名叫“黄册”和“鱼鳞册”。“黄册”是登记户口的，“鱼鳞册”是登记田亩的。
专就政治讲，每一制度，只要推行到两三百年的，总不免出毛病。明代大体上已过了两三百年的太平日子，无论当初制度怎么好，也会腐化。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
我们从这点看，可知一个国家的武装，物质条件也要紧，我们不能老是拿精神来战胜强敌啊！
站在历史立场看，应该有一历史的说法。所谓历史的说法，便是根据历史，把具体事实来说明。我们不要说中国民族衰老了，它的文化不行了，那些空洞话。我们要分析那时的具体事况。换言之，我们要找出历史材料，来说明当时究竟失败在那里。当然我上面之所说，只是历史事实中一小节。但总是比较落实的。
第五讲 清代
制度指政治而言；法术只是些事情或手段，不好说是政治。大抵制度是出之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分寸是制度。而法术则出之于私，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节限。所谓方法与权术，二者之间，当然又不能仔细分。
现在再说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究竟是出于公的多呢？还是出于私的多？究竟法术的意义重呢？还是制度的意义重？论汉代，西汉可说是制度，东汉则多半出于光武的私心。论唐代，确实可说在建立制度；而宋代，则有许多只算是一种法术。明代，有许多只能说它是一些事，不能说它是一些制。尤其是清代，可说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一切由满洲部族的私心出发，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
西方人讲政治，一定先要讲“主权”。他们的政治思想，很多是建立在主权观念上。所以西方有神权、王权、民权的分法。到现在便是国家主权在民众。中国讲政治，一向不讨论主权在那里。譬如说明代的政治主权在那里？这种思想，中国很少见。中国人讲政治，一向看重在“职责”。只论政府该做些什么事？它的责任该是些什么？它尽了职没有？而并不讲主权在那里。“主权”的背后，则是一种“自由意志”。
现在我们不妨照西方人的思路来略一讲述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主权究竟在那里？我们依照历史现实看，像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它的政治主权，不可能操在一个人手里。若有一个人把这主权操在手，因国家太大了，他难得掌握住。故掌握政权者，一定得是集体的。
神权、王权、资产阶级乃及无产阶级，只要说到政权，则全是集体来掌握的。
神权、王权、资产阶级乃及无产阶级，只要说到政权，则全是集体来掌握的。
所以若说政权，则中国应该是一种“士人政权”，政府大权都掌握在读书人“士”手里。
只有部族政权，才始是把另一批人来代替读书人，那便是元代的蒙古人与清代的满洲人。他们才始是当时政权的实际掌握人。但在表面上，则单说清代一代，仍然像是士人政权，仍然说政权该交付与读书人。这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满洲人也了解，并不曾正式反对这理论。他们只在此理论之下，另用一种法术，把满洲部族来凌驾中国读书人。若说他们是专制，则该是部族专制，而仍非皇帝专制。
不过清代皇帝比较地聪明，他们鉴于明代太监当权而招亡国之祸的覆辙，所以不在里面找太监，而向外面调大臣。但从制度讲，二者间还是一样。太监也罢，军机大臣也罢，反正都只算是皇帝的私人秘书，算不得朝廷的大臣。
直接发给受命令的人。如是则一切事情，全国中外各长官，都直接向皇帝发生关系，其他旁人全都不知道。这不是全国政治都变成秘密，不再公开了？秘密政治，这当然只能说是一种法术，而不能说是一种制度呀！
在当时，全国各地地方长官一切活动他都知道。大概全国各地，都有他私派的特务人员的。因此许多人的私生活，连家人父子亲戚的琐碎事，都瞒不过他。一切奏章，他都详细批。他虽精明，同时是独裁。但他有他的精力，他有他的聪明，中外事，无论大小，旁人还不知道，他已经知道了。
由这一点看来，清代比明代更独裁。明代还是在制度之下由皇帝来当宰相。宰相废了，而宰相的职权则由皇帝兼。只是宰相做错了，须负责；皇帝做错了，可以不负责。除此一分别以外，明代制度还是和过去大体相似的。清代就更超越了这限度。
一个皇帝要独裁，他背后定要有一部分人强力支持他，他才能真独裁。今天共产党的政治也如此。任何一个独裁者，都有拥护他独裁的一个特定的集团。
近代也有人感觉到英美民主政治，有些时实在是缓不济急；危急临头，不免要吃亏。但就常数平均，秘密政治，独裁政治，总是利不敌害。民主政治，公开政治，总是害不胜利。
清代这些规定，若说是制度，这些制度只是要人家不过问政治。试问除了私心外，还有什么是这项制度的含义呢？而且清制又不许民间有公开发言权。
卧碑上镌有几条禁令：
第一，生员不得言事。
第二，不得立盟结社。
第三，不得刊刻文字。
这三条禁令，恰好是近代西方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所谓的三大自由了。
再说到清代的考试制度。若说考试制度是一种愚民政策，清代是当之无愧的。晚清末年，邹容在《革命军》书里说：
满洲人在中国，不过十八行省中最小一部分；而其官于朝者，则以最小部分敌十八行省而有余。
再说满洲人跑进中国，他是先打下了蒙古，才到中国的。因此他对蒙古和西藏，却特别怀柔。尤其对蒙古人，更是刻意拉拢。至于朝鲜，则因他们一向很忠诚于明室，所以满洲人对朝鲜人很歧视
直到现在，中国一般人民，除非有田地房屋，否则对国家就像不要负什么责任似的。这实在也不算是好制度。
他们只需要有服服帖帖的官，不许有正正大大的人，结果造成了政治上的奴性、平庸、敷衍、腐败、没精神。
但话要说回来，太平天国是失败了，而满清政权，也就从此逐渐转移到中国人手里。中国人出任封疆大吏的也多了，军队变成湘军与淮军。便逼出满清政府以后之变法。
当然康有为、章太炎不脱是单纯的书生之见。孙中山先生是一个大政治家，他有书生的修养，对政治和社会也有深刻的观察。他认识中国，也认识西方，所以他的革命理论也不同。
一个国家的政治，到底还脱离不了“权”。而政治权之稳固，一定要依赖于一种为社会大众所共同遵守、共同信仰的精神上的“权”。那个权推翻了，别个权一时树立不起来，一切政治也就不能再建设。
现在我们则对于政治上的一切制度，好像拿一种试验的态度来应付，而对此制度并没有进入共尊共信之境，空凭一个理论来且试一下。这问题就大了。甚至其他国家一两个月的新东西，或是几个人的新理论，我们也高兴拿来随便试，随便用。今天中国的共产党，便是其最极端的例。
总论
上面讲了五次，我想再对中国历代政治，说一点简单的看法。从秦到清两千年，我们对已往的传统政治，至少不能很简单的说它是“专制政治”了。
中国传统政治，向来就注意节制资本，封建势力打倒了，没有资本集中，于是社会成为一种平铺的社会。若要讲平等，中国人最平等。若要讲自由，中国人也最自由。孙中山先生看此情形再透切没有了。然而正因为太过平等自由了，就不能有力量。
中国很早就奖励读书人，所谓“学而优则仕”，聪明人都读书，读了书就想做官去，所以使中国政治表现出一种臃肿的毛病。好像一个人身上无用的脂肪太多了，变肥胖了。这不是件好事。但这现象，直到今天，还是扭转不过来。
第四：是中国的政治制度，相沿日久，一天天的繁密化。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订一个制度来防制它，于是有些却变成了病上加病。制度愈繁密，人才愈束缚。
中国之将来，如何把社会、政治上种种制度来简化，使人才能自由发展，这是最关紧要的。但这不是推倒一切便可以成功。重要的不在推倒，在建立。
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话讲得完。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在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
政治该分两面讲：一是讲人事，一是讲制度。人事较变动，可以创造制度，改换制度；而制度较稳定，也可规定人事，限制人事。
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时代之人才，也总有一个时代的法制。人才无可表现，于是则有大乱。若专用法制束缚人，便不获尽其才，则必将会酿乱的。
但我们该知道，从共产立场讲，中国全部历史只是一“封建”。从民主立场讲，中国全部历史只是一“专制”。从西洋现代立场讲，中国全部历史只是一“中古”。若真从中国全部历史之本身实情看，我总觉得中国历史并不尽如是。